劉良院士：初步研究發現中藥活性化合物能抑制新冠病毒
採寫｜章劍鋒
出品｜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
“就像2003年非典型肺炎過後出現SARS後綜合症一樣，我相信，這次新冠肺炎過後，也會出現新冠肺炎後綜合症，就是大量病人出院後，需要進一步得到身體和心理雙重的康復治療，擺脫後遺症陰影。我們要好好研究這個問題，怎麼樣讓他們能夠儘快回到生活正軌上，迴歸國家建設生力軍的行列。”
3月3日、3月9日，在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的獨家專訪交流中，中國工程院院士劉良告訴記者，他相信中醫藥能幫助患者康復。據他們團隊的初步研究，發現某些中藥具有減輕肺纖維化等後遺症的潛力。
2003年SARS期間，劉良在香港參與對患者的康復治療，據他講，他們面對的SARS病人後遺症，是由於使用激素治療的副作用，出現了股骨頭缺血和壞死，另有患者出現氣陰兩虛和抑鬱等問題。在香港SARS高峰期，劉良努力向特區政府醫管局進言，主張應讓中醫藥上陣參與救治工作，到了後期，他們才如願介入，針對患者的康復需要，提供中醫藥服務。劉良當時的身份，是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院長。
2011年7月至今，劉良先後出任澳門當地規模最大的綜合型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的副校長、校長，併兼任由國家科技部批准設於澳門科技大學的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2019年冬，劉良當選爲中國工程院院士，成爲澳門特區第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
細胞、靶位、分子、信號通路、微生態……這樣一些現代醫學語言也出現在劉良的中醫臨牀科研中。劉良是一位中西醫結合醫學家，通俗來講，他一直致力於應用現代科研手段來研究、闡明、挖掘傳統中醫藥的科學機制和內涵，在中醫藥治療作用機理、中藥質量控制和安全用藥、中成藥研發等方面均有突破性成果。
他也是中醫藥現代化、標準化和國際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本職之外，還擔任了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項目顧問和專家組主席、國際標準化組織中醫藥ISO/TC249技術委員會第一工作組主席等職，主持制定傳統醫學發展的綱領性文件《西太平洋區域傳統醫學戰略》（2011-2020），以及統籌中藥國際標準的制定。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初，作爲內地出生、身在澳門的院士，劉良用“心急如焚”四個字來形容他的關切和憂心。他通過中國工程院先後四次提出建議，努力推動中西醫結合救治患者，以及安全用藥、藥物研發、中醫藥科研攻關等工作。
“特別是目前缺乏特效藥的情況下，採用中藥複方治療，是一種可選擇的重要方法，我建議將服用中藥複方湯劑納入到常規治療中。所謂“常規治療”，就是對所有患者（包括不同的病情階段）進行全覆蓋和全過程治療。”
在專訪中，劉良把這一次中醫藥實現全面介入稱之爲上了“主戰場”。根據官方信息，在本次疫情中，全國大部分地區中醫藥的治療參與率達到90%，湖北省爲75%（據2月1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新聞發佈會披露）。
除了向上建言，劉良還擔任了廣東省珠海市新冠肺炎中醫救治專家組顧問，同時，他的團隊也在加緊進行藥物篩選，他主持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正牽頭進行治療新冠肺炎已上市老藥篩選研究的首個粵澳合作項目，鍾南山院士團隊也是這個研究項目的參與方之一。
以下是本次獨家專訪內容：
中醫藥在抗擊
新冠肺炎疫情全過程
都能派上用場
《科學大師》：爲什麼說在缺乏特效藥的情況下，中醫藥的全面介入抗疫是不可或缺的？
劉良：面對這種突發傳染病疫情，研發出新藥和疫苗均需要一定的時間。遠水難救近火，病人又不能拖延等待。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利用中醫治療瘟疫的現成經驗。我們有一批學術精湛的中醫臨牀專家（特別是老一輩溫病學專家），他們擁有豐富的臨牀經驗，能夠對新冠肺炎進行準確的辨證論治而獲得療效。在歷史上，用中醫藥治療疫病，也有很多文獻記載，古代沒有西醫，都是中醫一直在主戰場上，積累的臨牀經驗和有效方藥，均可借鑑採用。
中醫藥能發揮療效，不一定是直接抑制或殺滅病毒，而是通過保護人體組織器官、增強機體抗病毒和抗免疫損傷能力等多方面的整合作用而實現的。我相信，儘管新冠肺炎是新發傳染病，中藥複方的某些化學成分能夠作用於疾病的某些病理環節和分子靶點，而產生治療作用，這一點將會在以後的研究中被證實。
對於新冠肺炎的治療，我提出要建立中醫藥救治的“全覆蓋”和“全過程”的臨牀用藥和質量保障體系，包括對新冠肺炎的輕型、普通型、再到重症和危重症型病人的全過程進行干預。中醫專家能夠在辨證論治理論的指導下，根據新冠肺炎患者不同階段的病情特點和證候，確定相應的治療原則與方藥而治之，故中醫藥在不同階段都能派上用場。需要強調的是：中醫藥一定要早期介入，並且越早越好，這樣才能阻止病情往重症發展。
將中醫藥納入常規治療方案，也可配合西醫的支持療法和激素等藥物治療，發揮中西醫結合的協同效應，並可減低激素的副作用（當年治療非典就有這方面的經驗）。
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後，中醫藥還可以發揮很重要的作用。雖然這些病人達到了出院標準，但是根據我們的經驗，出院後還會出現氣陰兩虛等中醫證候，以及機體免疫損傷後的機能重建和肺纖維化等問題，亦未能解決。在這樣的康復階段，中醫藥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研究團隊的初步研究，發現某些中藥能夠顯著減輕肺纖維化動物模型的病理程度。
會有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
證明中醫藥的效果
《科學大師》：不少人希望能夠看到中醫藥介入後的臨牀證據，認爲沒有這個就很讓人懷疑，不願意相信中醫藥有效。
劉良：強調需要臨牀試驗證據，從研究來講，我完全贊同，我自己也是這麼做的。但中醫藥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臨牀治療案例，也是一種證據。許多前線中醫藥專家採用中醫藥或中西醫結合方法救治患者，已獲得客觀療效，更是直接的臨牀證據。
在緊急抗疫並且沒有特效藥物的情況下，我們不能等待通過中藥隨機雙盲對照臨牀試驗（RCT）之後，才考慮是否使用中醫藥，而是要在保障用藥安全的前提下，根據中醫藥的傳統經驗和辨證論治方法救治患者。中醫藥的臨牀應用，儘管沒有全部按照現代循證醫學的方法進行 RCT研究，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療效或者沒有臨牀證據。中醫藥治療的科學原理還沒有完全被闡釋，或者還未能用現代科學數據和語言加以表達，這並不等於它就是不科學。
我還想舉一個很通俗的例子，廣東人喝涼茶，這裡面有三個科學問題沒有解決。一個，廣東人爲什麼要喝涼茶？因爲要去火。但這個“火”的分子病理機制是什麼，用科學數據怎麼表達？不清楚。但“上火”是許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個客觀事實。再一個，這個涼茶裡面含有什麼化學成分，也不清楚。這個不清楚的涼茶喝進去，把這個不清楚的“火”給降了，於是就產生了第三個科學問題：究竟是什麼樣的化學成分，通過什麼樣的分子機制把這個“火”給去掉的？也不清楚。
問題是，這一連串的不清楚，不等於喝涼茶就沒有道理，或者說是不科學的，因爲它實實在在能降火。
確實，這也意味着中醫藥裡面可挖掘的東西太多了，我們基於傳統中醫藥開展自主創新研究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所以我們對中醫藥要有一個非常客觀、科學的態度。
我長期在澳門和香港工作，也是兩地的註冊中醫生。根據港澳地區的執業法律，註冊中醫生只能應用純中醫方法治療疾病，而這兩個地區還沒有把中醫藥納入醫療保險體系，病人看中醫基本上都是自掏腰包的，我相信在他們心裡會有一杆秤，如果沒有療效，是絕對不會服用中藥的。
中醫藥的科學性建基於它可靠的臨牀療效上，特別是在歷史長河中，治療種種重大疾病的療效。傳統中醫藥與現代醫學相比，其醫學理論體系和防病治病方法具有很多“不同”，中醫仍有許多“未知”，但只要中醫藥治療是確有療效並且安全的，必有其內在的科學道理，闡明這些“不同”和“未知”，就有可能帶來醫學創新和科學發現，甚至產生突破。青蒿素的發現與應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科學大師》：這一次新冠肺炎，應該會對中醫藥臨牀實踐產生進一步的驗證和考察吧？
劉良：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療效機制，可能是多維的。
一是抑制病毒的複製，或將之殺滅或清除。中藥用的是複方，是多種化學成分進行的多維干預，不是點對點的線性干預。我們進行抗病毒藥物研發，通常需要針對病毒的多個靶點進行篩選，而中醫藥的多維干預有利於從多個靶點發現抑制或殺滅病毒的活性化合物。我們自己的實驗室通過電子計算機分子對接模擬技術，已發現多種中藥活性化合物能夠阻止新冠病毒表面刺突糖蛋白受體結合區（receptor-binding domain, RBD）與宿主 ACE2受體的結合，從而保護機體免受侵害。這是一個初步的研究發現，提示很有可能分離提取到具有抗新冠病毒的中藥活性成分。
二是中藥能增強機體免疫功能而保護宿主免受感染，或者針對機體受感染後發生免疫損傷所出現的一系列病理環節而發揮藥效。例如，病毒感染激發機體免疫相關細胞分泌致炎性細胞因子，引發炎症因子風暴，進而攻擊肺臟和其他重要臟器等，這在臨牀上就會出現從輕症到重症各個階段性的表現。在我們以往的研究中，許多中藥（包括治療新冠肺炎複方中所含的某些中藥材）及其活性成分能夠顯著抑制多種致炎性細胞因子而發揮抗感染和抗風溼作用，包括抑制白細胞介素-6（IL-6）。IL-6是新冠肺炎患者細胞因子風暴的主要成分，IL-6拮抗劑（託珠單抗）已被推薦用於救治重症 IL-6升高患者。據此，抑制 IL-6等細胞因子風暴可能是中藥救治而發揮療效的重要機理。
三是中藥複方所含活性成分，能夠減少肺泡上皮細胞和炎性細胞分泌，進而減少肺部炎症滲出和痰液阻肺。此外，增強機體的免疫功能，或減輕人體感染病毒後的免疫損傷，以及促進機體免疫損傷修復等，均是中醫藥治療的作用機理。中藥治療還能減輕機化性肺炎和纖維化形成，進而阻止或減輕肺纖維化。在先前的研究中，有關上述藥理作用的研究報道屢見不鮮，這均與中醫治療新冠肺炎的療效原理有關。
在這一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團隊做了初步統計，國家級和省級醫療機構發佈出來的中藥處方逾130個（不含省級以下和個人），其中包含的中藥材320多種，進入臨牀實驗的中藥處方20多個。我們正在應用大數據技術研究這些處方和藥材，嘗試挖掘中醫藥治療新冠肺炎的共同規律，初步發現某些中藥所含的活性成分能作用於病毒蛋白，或作用於疾病病理靶點，這些也是間接證據。
隨着疫情緩解，對中醫藥基礎研究的介入越來越多，我相信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科學證據拿出來。只是還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切實加強中醫藥的科研攻關。
需要嚴格防護，
但健康人沒必要也吃藥
《科學大師》：這次疫情中，正月發生過羣體性的上街搶雙黃連事件，最近又有個別地方部門強制當地學生服用大鍋藥，您怎麼看這種行爲？對於正常人來說，需要也去喝湯藥麼？
劉良：雙黃連以及其他許多中醫方劑或成藥，均是針對某些患者出現特定的中醫“病症”而設的，即是用來治病的。原則上講，我不主張健康人服用“治病的藥方”。中醫理論之“正氣存內，邪不可幹”，簡明扼要地闡釋了人體發生疾病的“正邪關係”，尤其注重顧護正氣和增強體質，這樣才能抵禦外邪入侵，但這並不意味着面對嚴重的傳染病疫情無需嚴格的個人防護。此外，中醫藥在防治疾病中特別注重“三因制宜”，即在制定中醫治療原則和遣方用藥時，必須因時、因地、因人制宜，這樣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解剖、手術等不是西醫專利，
其實古代中醫早就有了
《科學大師》：在一般人的印象裡，中醫好像是不像西醫那樣採用各種器械、手術和實驗的，這是不是也給人們的認知帶來了影響，認爲它不科學和落後？
劉良：單純站在西醫或中醫的角度去看待、評判對方，都難免會有偏頗。你認爲中醫是否科學，或者有沒有科學道理，取決於你拿一個什麼樣的知識體系去衡量。如果你是基於自有的知識與認知作爲衡量標準來評判對方，那在方法學上面可能就有問題了，因爲中醫和西醫各自的知識體系、話語表達形態、理論工具和邏輯體系很不一樣。
此外，任何科學均不是終極科學，在不同的時代，“科學評價”的尺碼也會有所不同，甚至會是相反的。這提醒我們：不能輕易地採用自己所掌握的有限知識和所謂的“科學證據”，去評論不屬於自身知識範疇或學科體系的事件。“科學證據”也常常受到時代科技水平的限制而缺失，或者不完全正確。例如，對中藥藥效化學成分的發現，隨着多元質譜分析技術的發展而成倍地增長，這爲中藥治療疾病提供了大量的物質基礎證據。以前由於技術落後，找不到活性成分，就認爲中藥沒有藥效成分，或者沒有作用，這顯然是不恰當的。
一般不瞭解中醫或者不願意相信中醫的人，說中醫沒有解剖，做手術就是西醫，這實際上是誤解。解剖、手術和外科，在古代中醫都是有的。早在中醫《黃帝內經》就有關於解剖的明確記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髒之堅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皆有大數。”
西醫傳入中國，將英文的 Anatomy 翻譯時，採用了中醫的“解剖”二字。中醫典籍中有一本《難經》，裡面記錄了一些人體器官，有幾錢幾兩之類的計算，儘管不是十分的準確，但是記錄了很多解剖學的知識。這說明中醫藥理論體系的形成與古代解剖相關聯。實際上西醫傳入中國後，很多重要器官名稱的中文表達都沿用了中醫臟腑的名稱，如心肝脾肺腎等。如果我們以西醫學“心臟的功能指標”作爲尺碼和標準，去評價中醫學“心的功能描述”是否正確，顯然邏輯不合理。
關於外科，大家所知道的三國時的華佗，他做外科手術前會先拿麻沸散給病人喝。研究發現，這個麻沸散裡含的主要藥材是洋金花（又稱曼陀羅花），洋金花的活性成分之一叫做東莨菪鹼，能抑制大腦皮層，對呼吸中樞具興奮作用，還能擴張毛細血管、改善微循環及抗暈船暈車等。關於中醫的手術器械，至少現存着明代使用的器械，與當今西醫使用的也很接近。
中醫和西醫，都是人類的寶貴財富，二者均起源於人們對健康的追求和防病治病點滴經驗的積累，只是由於各自的醫學理論、說理工具、發展方式和重點有別，進而形成了各自的學科特色與優勢。在當今時代，手術和外科已經發展成爲西醫的優勢，但不等於做手術就和中醫無關。
有關中醫的實驗研究，至少在明朝就已有動物實驗的萌芽。隨着西醫實驗醫學在中國的蓬勃發展，中醫也將實驗方法引入現代研究之中，進而形成了中醫實驗醫學的新學科，如實驗方劑學、實驗鍼灸學等。臨牀研究與實驗研究並駕齊驅，可爲發展傳統中醫藥學提供新動力。
中醫藥要用開放的胸懷
在時代夾縫中實現進一步發展
《科學大師》：您的主張是說中醫藥的傳統經驗不能丟，要對它進行挖掘，這個話怎麼理解？
劉良：我經常講屠呦呦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中醫科學院研究員）研究青蒿素的例子。青蒿素是葛洪（東晉人）記載在《肘後備急方》裡的治瘧疾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中藥原本都是煎煮服用，但在高溫煎煮之後，會把藥裡的部分活性成分破壞。屠呦呦教授從上述古籍記載得到啓發，原來青蒿是不能煎煮的，他們就採用了低溫的提取方法，從而獲得了青蒿素。但從青蒿中得到青蒿素後，科學家們採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方法進行分子結構修飾，得到了新的衍生物-雙氫青蒿素，它的抗瘧疾活性和療效，比原來的青蒿素更好。
這個例子說明：我們的傳統經驗不可丟。如果把青蒿治療瘧疾這個傳統經驗丟掉了，沒有根據葛洪的記載而啓發，就拿不到青蒿素。而拿到了青蒿素，如果不用現代的科技手段進行分子結構修飾，也就得不到活性更強的雙氫青蒿素。這是基於傳統中醫經驗發展現代創新醫藥的典範。我們要用非常客觀的、實事求是的、開明和開放的態度去對待我們自已民族的傳統醫藥，包括傳統經驗、診療方法和醫學思想等，切實做好守正傳承和守正創新。
中醫藥的傳承和發展，確實很不容易，它面臨着現代醫學和現代科學技術的雙重擠壓，是在夾縫中向前發展的。現代醫學發展非常快，對於很多疾病的問題、基因的問題、蛋白的問題，現代科學技術都能把它講得很精細，所以在中醫藥的傳承創新發展中，我們要有堅韌的毅力，同時擁有開放的胸懷，大膽地擁抱和吸納其他多學科的先進技術與方法來發展自己。
中醫藥發展
已經進入了一個蓬勃期
《科學大師》：提倡中西醫結合，您覺得行得通麼？
劉良：從我們國家的學科分類上，中醫是一級學科，西醫也是一級學科，同時中西醫結合也是獨立的一級學科，均需不斷地發展和進步。
中醫講陰陽五行、講辨證論治，西醫講細胞定位、分子診斷等，這屬於兩個不同的醫學理論體系。中西醫結合，作爲治療疾病的方法和手段，這肯定是好的，因爲中醫和西醫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借鑑、取長補短。而在學科發展上，需要一個過程，即由理解到合作再到協作，然後實現中醫和西醫在學科及理論層面的逐步結合，這需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
在醫學界，事實上已有不少這方面的成功實踐。
我本人之前在香港浸會大學工作。2006年，受惠於一位長者的捐助，我們跟香港伊麗莎白醫院（香港特區著名的公立西醫院之一）合作，建立了一個“陳漢賢伉儷中西醫合作診療中心”。當時在香港，很多人一下子很難從學術上認可中西醫結合的提法，因爲香港的醫學植根於西方的思想和模式，所以我們不得不將“結合”改成了“合作”。儘管是“合作”，在那時也是非常艱難地走出了第一步。之後在香港就出現了中西醫一起會診、治療、探討交流學術的局面。
主管公立醫院的香港醫院管理局每年舉辦一個學術年會，請兩位嘉賓演講。2006年就請我去做主旨演講。當時我感覺蠻吃驚的，怎麼請我一箇中醫對西醫作演講？我演講的主題是中西醫結合治療關節炎。我在演講的結尾中說：在座各位都是香港醫學界的骨幹，都是很有名的醫生，我們中醫和西醫現在需要攜起手來，共同去建造一座橋，一座中西醫合作之橋。在這座橋上，你走得過去，我也走得過去。這座橋爲誰而建？爲我們的病人而建，因爲我們所服務的患者需要西醫，也需要中醫。當時我記得全場鼓掌。
中醫是世界現存的最大傳統醫學體系，它承載着中華民族的偉大智慧與文明；西醫是世界性主流醫學，也是世界大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相信，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新時代，中醫與西醫若能攜手並進，從最緊密合作到學術理論的逐步結合與創新，可望形成我國醫療保健服務體系的最鮮明特色和強大優勢，也有可能形成新的中西醫結合理論體系，並以此貢獻於全人類。
《科學大師》：您覺得就現實情況而言，中醫藥發展的前景是看好還是看衰？
劉良：2000年我到香港工作，有記者問我，現在人類基因組序列圖都快搞出來了，你們發展了幾千年的中醫藥，還能有生存空間嗎？我當時反問記者，香港有多少座樓房，把它統計出來難不難？記者說不難。我說假設這些樓房就相當於人類的基因，你能把樓房數量統計出來，但樓房和樓房之間的相互作用關係，你能搞明白麼？記者說，這個當然就比較複雜了。我說同樣的道理，把人類的基因圖譜搞出來，但這個基因跟那個基因之間的關係，這個基因跟其他疾病相互的聯繫，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科學問題。有了基因譜，不等於人類的健康和疾病問題就都解決了。所以中醫藥照樣能夠繼續派上用場。
隨着醫學目的與朝向的轉變，以及中國和世界人口年齡譜和疾病譜的變化，中醫藥在醫療保健中的價值和地位將會更加凸顯，特別是防治老年性、代謝性、退行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等。
中醫藥迎來了很好的歷史性發展機遇，正在進入蓬勃期。近些年來，國家把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中醫藥這一寶貴財富作爲國家戰略予以支持，這是前所未有的。早在2016年出臺了《中醫藥法》，更於2019年召開了全國中醫藥大會，同時頒佈《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等等。我看到也很興奮，澳門和香港當前還沒有中西醫並重的政策，希望有一天在澳門和香港也能夠有中西醫並重的推動政策。
傳統醫學國際化，
我們一定要有話語權
《科學大師》：您是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學項目顧問和專家組主席，也在國際標準化組織等國際組織擔任職務，站在國際層面看，中醫藥發展的形勢怎麼樣？
劉良：我認爲世界衛生組織對傳統醫學越來越重視。2019年頒佈的《國際疾病分類第11次修訂本》，首次將起源於古代中國且當前在中國、日本、韓國等國家普遍使用的傳統醫學病證進行了分類，使人們首次能夠統計傳統醫學服務和就醫情況，評估其形式、頻率、有效性、安全性等，並可與主流醫學相對比。
這是很大一件事，等於世界衛生組織認可了中醫藥作爲疾病防治的一個醫學體系。當然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爭取在國際上得到更廣泛的認同，因爲這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在醫學思想上的碰撞，要得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法律體制下的社會和國家認同、接納中華民族的傳統中醫藥，是一項高難度的工作。
在國際標準化組織層面的工作，也不容易，涉及到傳統醫學國際標準輸出，誰掌握了這個話語權，今後就有利於他們的國際工業貿易。這就需要談判、溝通和說服。比如中醫藥 ISO/TC249，圍繞要不要用“中醫藥”這三個字來命名，也是經過好幾年談判努力才獲得的。因爲有些國家不希望由中醫藥來打頭，他們更希望以東亞醫學之類的名稱予以命名。
在這些國際組織平臺上，我們要牢牢堅守好國家利益，牢牢把握好發展傳統醫學的主導權和話語權。與此同時，也必須按照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辦事，特別是最大限度地聽取相關成員國代表的意見和建議，吸納更多的智慧，取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我主張將傳統中醫藥融入到世界大科學環境中而發展壯大。在當今時代，不論你是哪個學科，都講交叉，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醫藥是一個複雜科學體系，其科學內涵只有集成多學科的前沿技術與方法，才能加以研究和闡釋，進而獲得世界科學界和醫藥界的廣泛理解、認同和接納。
揭示中藥複方治療新冠肺炎的作用機制，同樣也是如此，因爲新冠肺炎是突發的新型傳染病，發病機制和病理環節十分複雜，而在所應用的中藥複方中，必定是複方中多種化學成分通過多途徑和多靶點的整合調節作用而產生療效的。這與應用單一化合物西藥相比，闡釋其療效的作用機理更加複雜而困難，爲此特別需要應用多學科的先進技術與方法，尤其是大數據分析技術去揭示中醫藥的治療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