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口號爭論中的郭沫若
文/周允中
上世紀三十年代，圍繞“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文藝界展開了激烈的論戰，現在僅僅只想談談兩個口號爭論之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最早參與並且發表意見，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出版的第四期《文學叢報》上，他文章的題目是《在國防的旗幟下》，他認爲：“目前的文藝界樹起了‘國防文學’這個旗幟，得到了多數派的贊成，結成了廣大的統一戰線，我認爲是時代的要求，……向着這個積極的反帝運動動員了的大家，纔是我們的主體，值得我們擁護到底的主體。‘國防文學’便是這種意識的軍號。”
一個月以後，他又在《文學界》雜誌一卷二期上，發表了《國防·污池·煉獄》的文章，他首先表態支持“國防文學”這一口號，並且主張首先應該將國防文學擴大爲國防文藝，其次作品應該是多樣的統一，再者是作家關係的標誌，而不是作品原則的標誌。有人擔心是否會墮入愛國主義的污池，生在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大家覺醒了，要認真地愛國，積極地作反帝的鬥爭，這樣的愛國主義可以目爲煉獄，而怎好視之爲污池？......在這樣的意識下，真正有愛國情熱的人，所走的，也就是進步的現實主義的路。
一九三六年七月，留日學生房堅從日本歸國返滬，準備編輯出版一本文學雜誌，在西藏南路的一家小飯館，邀請了一些文學青年共同商討研究，其中參加者有我父親周楞伽、陳沂、王夢野、張春橋等人，正在吃喝交談之中，來了聶紺弩和歐陽山，於是，添碗加筷，邊吃邊談，商量決定雜誌取名爲《文學大衆》由王夢野和歐陽山負責編輯，並且對當時爭論激烈的有關“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兩個口號的爭論，雜誌應該採取統一戰線的立場。
《文學大衆》在當年九月五日正式出版。房堅在日本的時候，與郭沫若比較接近，返滬以後，租住在江灣的宋家港，他的熱情很高，除了出版刊物，還準備舉辦一個讀書會，廣泛吸納青年參加，同時拿出一部分資金作爲獎金，評選和獎勵青年習作。
當時，江灣地處偏僻，不通公交車輛，送稿和校樣需要途經日租界虹口，會遭到日本人的檢查，爲了藏匿稿件，不被搜去，房堅慌亂之中，常常會亂塞亂填，丟失稿件。最可笑的是，通過北方學聯邀請而寫來的，由陳伯達寫的重要論文《兩個口號的爭論應該結束》，本來是要登載在第二期上的，不料，不知道給房堅是塞在什麼地方，目錄上登了出來，期刊上卻沒有此文，刊物後來被國民黨取締後，他不知道從何處又找到了，只好交由王夢野拿去，改名爲《文學界兩個口號問題應該休戰》，發表在林綜主編的《國防文學論戰集》這本書裡。
創刊號上最重要的文章，是郭沫若的《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的論著，他指出：“人年紀一老，世故一深，種種的顧慮便攢了起來，缺乏青年人所有的，併爲藝術所必具的真摯、新鮮、明朗的優點，中國人敬老尚齒的哲學太經久了，凡是古的東西，便是好的東西，凡是老人便是好人，弄得一國上下都發生了黴臭，死的拖着活的走，快要把中國拉到巴比倫、埃及、印度去了。這種傳統是隨着私有財產開始的，因爲老人有財產，有名譽，故而老頭子有他的尊嚴，相沿既久，老頭子便和尊嚴成了合金，只要是老頭子便可以不可一世，而一些少頭子，要想出人頭地，其捷徑便是去擁戴老頭子，或者自己裝老頭子，這種私產製度下的遺毒，我們應把它揚棄。把青年人的公平、勇敢、犀利、敏捷、明朗、熱誠、好羣等種種積極的美德，發揮出來領導一切，至少目前來領導我們的文藝，把一些老頭子(半老頭子)一同拉着，讓他們也青年化起來。”
接着，郭沫若在反對“復古”“存文”的封建文化中，號召青年們：“要有火車頭那樣的勇猛，飛機頭那樣的神速，不顧死活地，腳踏實地的，用盡全力作徹底的工作。我們不要讓老頭子來領導青年，要讓青年來領導老頭子，這是青年所應該有的使命！……把罩在中國文壇上的老氣、妖氣、腐氣、市儈氣、政客氣，通同掃蕩乾淨，使得廣大青年們爲‘國防’而戰。”
《文學大衆》在刊登郭沫若這篇長文時，寫了一個編輯後記表示：郭沫若先生並非在推崇青年，卻是在警告青年，希望中國青年不要易於老去，從事文學的人尤其應該發揮青年的熱情，振作起青年的精神，懷抱利器，爲民族的新生命而戰！郭沫若先生的《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一文，我們應把它經常作爲一個口號來看。
最奇怪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收羅齊備的《‘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收羅了郭沫若的文章多篇，卻漏卻了這麼一篇重要的文章，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在六月出版的《光明》雜誌中，郭沫若更明確表明：“把年老的人當作偶像來參拜，決不是有志氣的年輕人所應當爲的事情。”
在七月出版的一卷四期的《東方文藝》上，郭沫若又發表了《對於國防文學的意見》，他強調指出：“所謂國防文學，就是目前的情勢下，強調救亡反帝的文學，有些人以爲用了國防這兩個字，有墮落在狹義的國家主義的危險中，更有一部分人標新立異地提出什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來和‘國防文學’對抗，這些都很明白，是錯誤了的理論和舉動。”
在後來九月十日出版的《文學界》一卷四期上.郭法若又在《蒐苗的檢閱》一文之中，更是直截了當地指責“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十一個字的口號，根本不大衆化，易被曲解。要求魯迅把這一口號撤回。並且說魯迅提出這一口號，正是要檢閱我們自己文藝界軍隊的實力，也是有意佈置的一次演習--蒐苗式的模擬戰。郭沫若在這篇文章的最後，明確地提出，在大敵當前的情形下，不要兄弟鬩牆，勸魯迅還是撤回這一口號。
九月下旬，《今代文藝》出版，據唐弢說：原來這雜誌的老闆，是準備邀請唐弢和莊啓東來做編輯的，後來，唐弢去魯迅先生那裡徵求意見，魯迅勸他還是回絕的好，於是，這本雜誌後來就由侯楓當上了編輯。在這雜誌的一卷三期上，用手跡製版的方法，刊登了郭沫若的一副戲聯，內容是：“魯迅將徐懋庸格殺勿論，弄得怨聲載道；茅盾向周起應請求自由，夫免呼籲失門。”這對聯，金祖同曾經見過。
金祖同是浙江嘉興人，祖孫三代都是學者和書畫家，金祖同早年聰慧異常，十來歲就與章太炎討論過殷墟甲骨文的文字，曾經參加過上海金山衛戚家墩的文物考古調查，並且籌辦了“吳越史地研究會”。
一九三六年春，他遵照上海著名收藏家和銀行家劉體智的叮囑，攜帶劉所收藏的甲骨文製作成的拓片二十冊，東渡日本，師從郭沫若共同學習、研究。後來，郭沫若寫作了《殷契粹編》一書，書中就提及，有金祖同的功勞和幫助。全面抗戰爆發，金祖同暗中協助郭沫若秘密回國。並且撰寫發表了《郭沫若歸國秘記》。駁斥了日本方面的誣陷和謾罵。
那麼，這副戲聯是怎麼會刊登出來的呢?原因是九月二號郭沫若來到金祖同的寓所，談及當時文壇上的糾紛，提筆隨手就寫下了這副對聯。還對剛剛抵達日本的金祖同說道：“我雖處身海外，對兩個口號的爭論倒也看得清楚。”金祖同隨即將這副對聯寄給了《今代文藝》的編輯。此外，據金祖同說，他在郭沫若的家中，曾經見到茅盾寫給郭沫若的一封信，勸說郭對於目前兩個口號的爭論，不要發表意見，以免親痛仇快。
十月在日本東京出版的《質文》上，登載了郭沫若輯錄的《國防文學集談》，參加者有任白戈、魏猛克、張香山等，都是主張國防文學的，有人還指責胡風最近更是無聊，國防文學是有政治根據的，新提出的口號是在嘲笑真正的革命者。郭沫若最後表態，肯定了國防文學，說它目前是最適宜作爲統一戰線的共同目標。
以上這些，就是郭沫若在兩個口號爭論之中的文章和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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