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發科如何洗去原罪
撰文 | 耳 令
編輯 | 珏 珏
這兩年,在手機芯片供應商裡,或許沒有哪家比聯發科更愛提“市佔率”。
在2021年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廠商中,聯發科一舉躍升至第八。2022年一季度聯發科在中國智能手機SoC市場中,份額更是達到四成。
根據CINNO Research的最新報告顯示,2022年第一季度,中國內地市場智能手機SoC(系統級芯片)出貨量約爲7439萬顆,較去年同期下滑14.4%,較去年第四季度微增0.7%。
其中,聯發科市場份額約爲41.2%,同比增加約7%,位居第一;高通市場份額約爲35.9%,同比增加約4%,位於第二。
無論是江湖名聲還是技術,聯發科與高通相比都差出一大截。可是從數據上來看,聯發科似乎正在找回往日風采,要開始稱霸國內市場了。
如何去理解聯發科的當下,勢必要回溯這家企業的過往。
在“聯發科”這三個字背後,牽繫的是一種現象,是一種模式,是一種精神,更是一種原罪。
被嫌棄的山寨精神
“你介意被稱爲‘山寨機之父’嗎?”
2009年8月的一天下午,蔡明介走上了清華大學的講臺。慕名而來的學生將教室擠得水泄不通,很多人坐在教室的過道上聽完了他長達兩個小時的演講。
對於這些大學生而言,“聯發科”和“蔡明介”是兩個陌生的字眼。吸引他們前來的,是大名鼎鼎的“山寨機”。
一年前,中國手機市場被山寨機橫掃千軍。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似乎是一個契機,當國際巨頭開始感受到金融危機的陣陣寒意時,山寨機卻在逆勢崛起。
當時在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手機市場逛一圈,總能發現一些若干外形似曾相識的“大牌”手機,比如“NOKLA”“三新”“Motrola”或者“Song Ericsson”。
也有一些人們從未聽過的品牌,什麼“野馬、“中華”,他們用“N卡N待”“30天超長待機”以及震耳欲聾的喇叭、誇張的外形吸引着大量購買人羣。
在這些絢爛山的寨手機外表之中,藏着一個幾乎共有的內核:大部分都是聯發科的芯片套上的外殼。
業內當時流傳的說法是,早在2007年中國內地有1億臺左右的國產手機,都採用了聯發科的芯片解決方案。
而當時整個國產手機的整體出貨量也不過1.8億臺。
與後來慘烈的金融危機狀況對比,聯發科的業績呈現出一道逆勢上揚的風景線。僅2009年上半年聯發科就實現了營收520.55億新臺,毛利率高達57.7%,淨利潤更是比去年同期暴增了77.1%。
拜聯發科所賜,手機這個高門檻行業,演變成一個只要幾百萬元資金外加三個人(分別負責採購聯發科方案、找代工工廠、銷售和回款)就可以運營上路的作坊模式。
聯發科帶來的“Turn Key(交鑰匙)”方案,更是將芯片、軟件平臺和第三方應用軟件捆綁在一起,在技術上大大地降低了手機生產門檻。
蔡明介也因此被封上了“山寨機之父”的稱號。
在他的詮釋中,“山寨機之父”似乎與“計算機之父”“芯片之父”這類名號一樣,蘊含着革故鼎新、改朝換代的巨大能量。
他認爲“山寨”並非貶義詞,儘管這個詞有點Under Value(掉價),但如果給山寨賦於一種精神,他認爲是對權威的挑戰和對傳統觀念的破除。
這套論調在中國手機制造業萌芽的早期,在那些供給嚴重不足的年月,也確有其站得住腳的地方。
早年中國本土手機生產商,基本以給海外巨頭代工爲主,外資品牌佔據着絕對的主導權。即使是國產品牌手機的龍頭,出貨量規模與也與巨頭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隨着聯發科開啓了“山寨時代”,珠三角地區迅速搭建起一個完整的山寨機產業鏈:聯發科出芯片及解決方案。
方案公司或者設計公司做優化方案,做ID和結構設計電子廠則提供整合供應鏈生產組裝,再從國包到省包到地包,層層渠道分銷到消費終端。
就像永不停歇的蜂羣,只要聯發科這個“母體”持續充滿活力,山寨產業就會勇往直前.
有相關報道曾經指出,2009年,山寨機產業鏈解決了珠三角100萬人的就業問題,以每人背後的家庭有3名成員計算,影響面超過300萬人。
這些令中外手機制造商撓頭不已的山寨作坊運營商,對聯發科是感激涕零。
可是在更多人眼中,“山寨機之父”和山寨產業一樣,很難讓人產生一種“貨真價實”的認同感。
山寨手機在覈心技術上難以做出創新,只能以低廉的價格蠶食正規國產品牌手機市場份額。而所謂的降低門檻,說穿了不過是“讓客戶失能”的一種手段。
在很多人看來,山寨機將“中國製造”的印象鎖死在了“低端”上,是中國手機產業的一個污點
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在2009年8月那個盛夏的下午,那位提出問題的清華大學生,眼角眉梢不經意露出的鄙夷。
也可以想象,蔡明介是怎樣尷尬地笑着說出:“只要公司的經營有成果,名字好不好聽都無所謂。”
“聯發科式”原罪
儘管多年來爭議不斷,但遊走在輿論的漩渦中,聯發科卻也能一直保持屹立不倒。
在國產手機發展的前十年裡,聯發科穩穩地站在了巔峰。而更大的危機,恰好就醞釀在這個十年裡。
2007年,喬布斯帶着一部iPhone橫空出世,一種嶄新的全屏觸控交互方式和後續出現的APP商店開啓了智能手機的時代。
到了2009年以後,觸控開始成爲主流。敏銳的山寨手機廠商們並不打算放過這個商機,可是當他們準備開始着手研發山寨智能手機時,才發現,已經沒有了技術支持。
聯發科的停滯不前讓山寨手機的更新速度慢了下來,再加上大品牌和小米這類新生品牌滲入低端市場,將智能手機的價格降到了等同於山寨機的成本價。
山寨機僅有的價格優勢已經蕩然無存。缺乏研發能力的山寨機作坊,一時間被殺得措手不及。
而他們所依仗的“母體”,此時也正在計劃着逃出這座山寨的圍城。
2011年,聯發科推出了自己智能手機芯片。性價比依然是“聯發科出品”的核心標誌。許多千元機、百元機都將聯發科芯片當成了主流選擇,比如799元的紅米便。
一些不願交“高通稅”的品牌廠商,比如vivo、OPPO、魅族用的也都是聯發科芯片。
聯發科並不滿足於低端機市場,矢志衝擊高端領域,並且時刻盤算着要跟高通掰掰手腕。不僅陸續推出四核八核處理器,在2016年還發布了全球第一款十核處理器X20。
但這款十核全開就會嚴重發熱的處理器,也留下了“一核有難,九核觀看”的業界佳話。
聯發科奮力擠進了全球擁有獨立研發或製造芯片能力的廠商TOP5,和高通、蘋果、三星、海思齊聚一堂。
可是在接下來的市場競爭中,聯發科的mtk處理器在與其他的品牌的較量中始終處於下風。高通驍龍的芯片,蘋果的獨立芯片、華爲的自主麒麟芯片依然是當時大多數人的選擇。
2016年的最後一個月,蔡明介開始爲聯發科的發展和業績感到頭疼:這一年,聯發科營收大漲,但毛利率大衰退,創下新低。
進入4G時代,聯發科芯片因爲不支持4G的LTE Cat.7技術被國內高端手機品牌拋棄,市值慘遭腰斬。
春節後,芯片又遇到了庫存壓力問題,大量高端芯片HelioX20 囤積在庫房裡,金額高達1、2億美元。
此前,蔡明介已經清楚地意識到一個時代即將翻篇,他想要做點什麼,徹底改變在智能手機市場的被動局面。
蔡明介請來臺灣省運營商中華電信的前執行長、有過5G部署經驗的蔡力行,擔任聯席CEO。並且預判出中國會先使用Sub-6頻段。
2017年夏天,蔡力行成爲聯發科CEO,從此開啓了聯發科的“雙蔡時代” 。聯發科全面暫停4G研發,將人力和資源全部押注於5G的Sub-6頻段研究。
兩年後,成果落地。趕在高通865旗艦芯片發佈的前一週,聯發科正式發佈旗下首款5G芯片“天璣1000”。
聯發科想要登上大雅之堂,成爲真正的高端品牌,讓用戶爲“MTK Inside”吶喊、驕傲,讓所有人都衝着聯發科的芯片去買高端手機,就像人們曾經爲蘋果和華爲所瘋狂的那樣。
可是天璣1000系列的出現,本質上依靠的還是聯發科賴以起家的“性價比優勢”。
天璣1000系列讓國產千元機實現了“5G自由”,並且成功幫助聯發科拿下了31%的市場份額,超越了高通。
聯發科給天璣9000列出了一大堆“世界第一”,可即便如此,也沒人敢碰這份晦氣。將其定義的高端芯片裝到入門機上,反而成了更顯正確的操作。
“聯發科式原罪”就像伊甸園裡的秘密,洗不清,道不明。
蔡明介或許比行業裡任何人都想把“山寨”這兩字洗掉,可對於聯發科而言,失去了性價比就等於沒了立足的根基。
一日山寨終生山寨,聯發科並沒有掉隊。但過去所獲得的巨大成功,如今已經變成了沉重的包袱。
圍城內外
2008年,歷史劇“風雨杏黃旗”在臺灣首演時,蔡明介曾特意前去看了這場表演。戲中的梁山泊好漢令他頗有感慨。
他認爲,108條好漢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扶弱濟貧、除暴安良,但後來被收編,改掛朝廷“順天護國”的旗子,這無疑喪失了原有的“創業精神”。
那時的聯發科,憑藉着“破壞式創新”,從邊緣地帶開始和深圳的山寨機廠商聯手打 造了一段草莽神話。
聯發科把手機設計與製造,從高端製造業拉倒了販夫走卒皆能爲之的低門檻行業,而雜牌軍們則利用聯發科提供的武器,揭竿而起、攻城略地。
2000年之後的十年是臺系整機廠商最後的輝煌,聯發科很好地把握了這個歷史機遇創造出山寨機大市場。
時移世易,聯發科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作爲舊時代的殘黨,如何洗去身上的低端原罪,反而成爲聯發科當前的首要任務。
這便意味着,聯發科就像108條梁山泊好漢一樣,需要接受招安,改變昔日的創業精神。
可是船頭調轉多年,風向依然未變。主流手機廠商,幾乎無人敢用聯發科的芯片去做高端機和旗艦機。
即便藉助着華爲被制裁的機會,聯發科的手機主芯片市佔率登頂,卻仍然難以說已經擠進廟堂,成爲高端。
天璣處理器與高通的中端處理器驍龍相比,就算性能上並不落下風,但優勢仍是性價比。而這一切,也都是建立在5G研發上先行一步的基礎上,沒有這一步,一切更是無從談起。
再加上去年以來,聯發科不斷提高手機芯片的價格,引發衆怒。爲此,中國手機企業紛紛掉頭加碼高通芯片,在去年四季度,聯發科手機芯片下滑至33%,較高峰時期減少了10個百分點。
中國手機企業除了在聯發科和高通兩家手機芯片企業之間搞平衡之外,還進一步支持中國大陸芯片企業紫光展銳。
上下游的制衡是行業永不休止的旋律,沒有哪家手機企業願意重蹈當年山寨作坊的覆轍。
聯發科所面臨的還有海峽兩岸的抉擇。隨着大陸芯片設計業迅速發展,手機整機市場重心向大陸轉移,臺系芯片設計公司陷入愈發兩難的境地。
四下高牆已築,未來,聯發科還能繼續在時代更迭時弄潮嗎?
一馬平川的舊時代已經逝去。而舊時代的“皇冠”,似乎已經嵌入了這個古早品牌的肌體。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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