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龍："安心輕裝"上陣中國經濟才能跑起來｜國慶大咖談（3）

從今年以來經濟增長的整體表現看，數據上比較接近年初制定的5%左右增長目標，總體勢頭較好，但在實際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一是稅收增速在同比萎縮，尤其是企業與個人所得稅已經連續兩年萎縮。稅收是最爲真實的經濟晴雨表之一，如果一年下降可能歸於上年的基期效應，但是所得稅兩年連續下降，部分反映了經濟增長的收入獲得感受到了影響。

二是現實中出現了一定範圍消費者物價下降的狀況。過去這種現象主要集中在生產者價格指數PPI方面，但是2023以來已蔓延到消費者物價方面，這是受到了消費降級與收入降級的影響。通縮不是一個好的現象，過去我們一直把通縮與日本經濟相連。這與日本長期的人口下降與價格下跌有關，但是一定跡象的價格下降出現在中國當前發展階段，並不正常。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經濟目前已經走出了通縮，而中國經濟則徘徊在價格下降階段。

三是市場上依然存在信心不足的問題。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主要就是指民營經濟的投資信心不足，營商環境改善仍有較大空間。當前整體投資還主要靠政府與國企端來推動。

在此背景下，當前出臺了若干刺激政策來促進經濟反彈。短期的刺激政策可以直接解決經濟不振的一時問題。實際上，中國經濟經歷了四十五年的改革開放，在若干困難關頭多是依靠刺激政策維持增長，但其後遺症也很突出，包括產能過剩、地方債高企、房地產泡沫等。在當前情況下，除了出臺短期刺激，筆者認爲可能也需要從更深層角度考慮，進一步理順機制，以此促進經濟的健康持久增長，這或許是更爲重要的優先議題。

舉個例子，當前中國經濟如同一架飛行中的飛機，隨着飛機尺寸與重量的不斷增加，如果要維持航速，常規的途徑是增加發動機。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途徑是爲飛機替換先進的輕質複合材料，安裝準確透明的感知系統、更替老化的電路與淤堵的輸油管，通過"安心輕裝"提高飛機運行可靠性與效率來保持穩定航速（高質量發展）。爲此，筆者個人建議可從以下五個方面實施"安心輕裝"的舉措。

一、民營增信。從根本上確定民營經濟是自己人的問題。在輿論導向與行政管理上均不能將民營企業家與解放前的"資本家"聯繫起來，不把資本主義的原罪扣在當代企業家的頭上。實際上，近年來提倡的"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激勵了無數優秀的企業人才響應號召，靠個人積蓄、貸款、籌資等方式去創業，爲社會提供了大量的就業與稅收，但由於疫情等的影響，很多創業企業九死一生，以至於出現民營企業家的盡頭是"老賴"，創業者的盡頭是"限高"的說法。對企業家動輒執法以及將經營困難的企業家列入失信名單，不但極大挫傷了正當創業企業家的積極性，也讓未來計劃參與創業的人才與資本望而卻步。

因此，一是應從制度上更加明確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收益與資產，以此增強企業家的信心，二是在更大範圍內允許國企民企真正同臺競爭，營造切實公平與友善的營商環境；三是對因爲經營困難的創業企業慎用執法與"失信"大棒，減少創業的後顧之憂。

二、財政減負。目前，中國有2843個縣級行政區、333個地市級行政區，每個區都有重複完整的行政管理體系，財政供養了數量龐大的人員。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的數字化呈現加速發展的趨勢，有些領域走在了全球前列。大量數字化技術與系統的運用，有助於行政效率的大幅提升，實現"精兵簡政"，這在當前經濟發展壓力增大與財政緊張的背景下尤其具有迫切性。具體的舉措包括，通過數字化手段進一步提升工作效能，簡化行政工作流程，在此情況下可以考慮合併規模較小的縣市級行政單位，減少三分之一縣市級行政區的數量。

三、基建優化。過去40多年的大規模投資使得中國的基建邁入全球先進之列。然而，這種以地方政府和國企主導的基建投資模式也帶來了潛在問題，包括經濟效益低、政府債務高企、財政負擔加劇等。未來階段再實施大規模基建投資將難以爲繼，邊際效應也將下降。因此，面對已有龐大的基建設施，當前的重點是減負增效，而不是繼續外延擴張。具體而言，應改變過去"重建設輕運營"的思路，把基建的重心轉向運行爲中心，清理重複浪費基建，重點提升現有基建設施的運行質量與效益，增強造血能力。

四、監管有效。股市在2023年4月逐步下行以來，近日在各類政策刺激下快速反彈，這主要反映了政策的有效性與投資人對未來經濟向好發展的預期。不過，市場本身在規範性、透明性等方面仍有相當多的空間需要改進。本次市場的急速反彈並不能反映出上市公司質量與競爭力的明顯提升。如果監管的有效性與上市公司質量不能切實改觀，資本市場的上漲也是缺乏根基的，甚至可能消耗掉新一批投資人的最後彈藥。因此，當前階段特別需要重視加強資本市場監管，亟待提升上市公司的規範性，加大對違規的處罰力度，大幅提升造假的成本代價，提升公司上市產業鏈的規範性與透明性水平，從根本上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讓投資人真正安心長期投資股市。

五、貨幣定錨。宏觀經濟的管理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對貨幣價值的管理。然而，當前經濟對貨幣價值與數量的敏感度不足，貨幣價值的預期引導作用尚未更好體現出來，影響了宏觀管理的效力。筆者認爲，這部分反映了對貨幣定錨的認識與態度。筆者過去曾經多次呼籲，這裡也再次建議，考慮建立通脹目標制實現貨幣定錨，將CPI增速目標錨定在1.0%-2.5%左右的水平，如果超出這個區間，則進行明確的政策干預與調整，促使幣值維持在合理區間，以此讓市場對政策走向形成安心與穩定的預期，增強社會投資的信心與穩定性。此外，通過貨幣定錨增強人民幣的幣值穩定性與透明性，對當前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作者系環亞數字經濟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