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地過年是個中國夢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這是我很小的時候，就在春晚上學到的一句話。這也是中國人，圍繞着家的概念，一直堅守的價值觀：團圓。

春運，大概是從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着下海潮和打工潮，無數中國人都在踐行的一個新年習俗。

今年，因爲疫情，“就地過年”成了一個熱詞。往日的那種大團圓的宣傳悄然不見了。

鑑於各地針對瀋陽、河北、順義等地的一些返鄉政策，可以預見的是，今年的春運數據，大概也要比往年小一些。

但是，與歸君（公號ID：yuguisuibi)已然在社交圈子看到，不少人對“就地過年”很牴觸。

在他們看來，就地過年的痛苦指數，大概介於就地免職和就地處決之間。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牴觸的，恰恰是我們的夢。只是我們漸漸已經疲軟到，不敢做這個夢了。

大概是看了華盛頓的鬧騰，網上有人問，爲什麼美國沒有春運？

其實，這不僅僅是因爲美國的航空、公路網都很發達，還和戶籍管理制度的不同有關。

在美國，是沒有像我們這樣的涇渭分明的戶籍制度的。你在哪裡工作，就有哪裡的居住權，就可以買房子，就可以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和政治權利。逢年過節，你在家過就是了。

而我們的每個大城市，都有着自己的落戶政策，並且會根據城市的發展需要不斷做出調整。作爲一個外來戶，你想要成爲這座城市的人，必須滿足各種條件，可能花上5年、10年都沒有機會。

如果不是生在上海、北京，想要落戶，甚至想要獲得當地的購房資格，可能都比高考還要難。

這也是爲什麼，連楊超越落戶上海，都要激盪起一波輿論。

很多人不忿：她憑什麼？難道我的學歷不是更高嗎？難道我對上海的貢獻不大嗎？

人們已經忘了，原本我們就不該去爭，楊超越也是我們中的一員，我們本該擁有同樣的權利。

但當一座城市選擇了功利主義，我們便開始比較彼此，非要衡量出個三六九等來。

我們本該是我們，結果變成了落戶的競爭者，甚至是相互辱罵指責的敵人。

我們已經忘了問題在哪。

或許有人會說，大城市的房子當然貴，物價當然高，沒本事的呆不住，也不能怪別人。

但問題是，工作機會在那裡，教育資源在那裡，醫療資源在那裡……我們不是不可以轉身離開，更多的時候，是無法離開。

這也就指向我們當下社會最大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我們最常見的城市人口數據，叫常住人口。但是實際可以被稱爲市民的人口，又叫戶籍人口。

以上海爲例，2019年常住人口2428.14萬人，戶籍常住人口1450.43萬人，外來常住人口977.71萬人。

北京近年來常住人口有所減少，2019年末，常住人口爲2153.6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達794.3萬人。

更明顯的是深圳，2019年末，常住人口1343.88萬人，非戶籍人口就佔到了849.10萬人，是戶籍人口的近兩倍。

在我國，還有一個龐大的羣體，叫流動人口；站在城市的角度，也有一個稱呼，叫外來務工人員。

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總量當時已接近2.3億，達歷史新高，佔全國總人口17%。

2018年的統計結果顯示，我國流動人口爲2.44億，其中80後、90後佔到6成。他們當中，又有近一半爲跨省流動。

2019年，據國家統計局官網消息，我國流動人口雖然逐年略有減少，但仍保持在2.4億人以上的規模，相當於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流動人口。

那麼，這些流動人口、非戶籍常住人口，爲什麼非得返鄉過年呢？

《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7》曾調查過一組數據：97.3%的新生代流動人口喜歡現在居住的城市，93.3%的新生代流動人口願意融入本地人之中。

他們喜歡、願意，他們爲什麼必須回去？

因爲他們雖然工作在這裡，但是他們的父母並不能在這裡養老，他們的子女並不能在這裡接受教育。

回家過年，不因爲別的，就因爲家在遠方。

他們雖然一年有三百多天都在這座城市工作，但是他們還是被戶口牢牢拴在那個老家。

他們已經被現實條件“拆散”了一年；而過年，是一個溫柔的團圓藉口，是約定成俗的、不用尷尬的、領導和老闆都得認的理由。

從這個角度看，就地過年，本不該是個艱難的選擇，而是無數人內心深處真實的期盼。

如果孩子能帶在自己身邊上學，如果父母能呆在自己身邊養老，誰又願意做一枚漂泊的異鄉人？

所以，當社交網絡上，很多人覺得“就地過年”有點難爲情的時候，當覺得過年必須回到老家的時候，其實恰恰已經淡忘了，就地過年本該是個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