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伯驥謙卑俯身 用關懷捕捉人生

一九六○年代的臺北館前路街角一景，富裕與貧窮僅一牆之隔，和當時西方的柏林圍牆，以及東方韓國三十八度線，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圍牆內外，1965年，黃伯驥攝／臺北市立文獻館提供）

臺北早年的電影街。一九六八年落成的新聲戲院，前身爲新生戲院，當時是最豪華的電影院，每逢週末假日，周邊總是水泄不通。（電影街的印象，1977年，黃伯驥攝／臺北市立文獻館提供）

拾光‧捕手（臺北市立文獻館）

白天，黃伯驥是深受信賴的小兒科醫師，夜晚，卸下醫師袍的他成了攝影師，即使日日在浴室沖洗照片到半夜兩三點，都不覺得累。黃伯驥會過着這種生活完全是意外。一九六三年，他委託人從日本帶相機回來，原本只是要記錄家庭生活，結果被帶回來的是造價高昂的專業相機。有了專業相機，也順應朋友之邀進入「臺灣省攝影學會」，更以新手之姿得到攝影學會的獎項，從此一頭栽進攝影的世界。

黃伯驥總是彎着身子替病人看病，他在攝影時也是如此，彎着身子才能貼近底層的視角。他拍臺北市郊的回收廠、拍橋下說書人、拍臺灣大學旁的育幼院。在育幼院裡，有孤兒、有小兒麻痹的幼童，他拍他們吃飯、排路隊、玩耍。彼時經濟起飛的繁華，是大衆的臺北；鏡頭下孩童的天真及迷惘，是黃伯驥的臺北。

黃伯驥的得意作品是窯場女工與孩子的系列照片。年輕的女工們，後面背一個，手邊拉一個，把小朋友都帶進窯場，窯場瞬間變成孩子們的樂園。捕捉到女工哺乳的瞬間，他了悟了，「很震撼的母愛，那就是法國攝影大師卡提耶．佈列鬆所說的決定性的瞬間。」

全職醫師的工作讓黃伯驥格外珍惜拍照的時機，每年的家族旅行他都拍到渾然忘我，似乎和旅遊相比，拍照更爲重要，「我常拍到脫隊，讓太太氣到跳腳。」淘氣的他還笑得開懷。

照片從黑白變彩色，相機也從底片換數位，但在黃伯驥心裡，拍出好照片的秘訣始終如一，「心中有關懷，才能真正貼近、理解他們，才能拍出好照片。」而這，也是一個好醫師的心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