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東西》，精緻聰明的“好生意”

文 | 褐色鳥羣

這幾天，院線電影《好東西》的上映引發了廣泛的熱議。導演和其作品似乎成了一個城市、一類羣體的代名詞和傳聲筒。豆瓣歡呼雀躍，一舉捧爲年度最佳。媒體通稿不斷，一片褒揚之聲，彷彿目睹了“電影的終結”。學者自然也是傾巢而出，援引各種理論展示其現實意義，論證“天才的誕生”。

和導演的前作一樣，本片依然有着精緻聰明的成功公式，上海城市電影+自由而鬆弛的光環，輔之以一個進步主義的主題。這麼一套公式下來，可謂是大殺四方。

然而，如果有些觀影量的讀者，可能並不會對《好東西》和導演前作《愛情神話》抱有全部而不加否定的好感。作品中主角金句張口就來，人物淪爲觀點輸出機器。影片中主要人物如空中樓閣般高懸，展現城市多於展現人物本身等等，這一些早在《愛情神話》中就被指出的問題依舊存在。

熱捧的輿論自然顧不上這些，他們正忙着尋章摘句、引經據典，指出導演和主創的“前瞻性”和“必要性”。彷彿邵藝輝邵導是“天降偉人”，一切順水透舟、水到渠成，對於其背後的資方和生產背景卻避而不談。這不僅與可見的邵藝輝導演譜系中所聲討的“權力結構”大相徑庭，也與一個真正標榜“獨立”的創作者的自我要求相去甚遠。

想看明白這個電影，還是得先說說這盤生意是怎麼回事。

在《好東西》上映之前，宣發的重點是“女性主義電影”，其中一些故意挑動性別對立的地方引來網絡激烈爭吵。然而在影片上映之後，觀衆會發現這片子實際上是挑動之後又精緻端水，力圖在把那些全女場反覆刷的受衆牢牢吸住之外再吸引一部分男性觀衆。對此餘亮老師的影評總結得很到位——

主創鍾楚曦在路演中表示“我們不打拳，我們只是想讓男人女人一起坐到這個餐桌上”

精緻聰明這點，不光體現在電影創作本身，也體現在這整盤生意上。雖然邵導一開始在微博上哭窮，但目前票房已經超過了映前媒體的預期，尤其在今年票房慘淡的大背景下也算合格了。

《好東西》上映之後，邵導在採訪中說“當我不再輔佐男導演，纔有了《愛情神話》《好東西》”，在別人問她“是不是有什麼背景”時，她說“一個女人，她想做成點事，特別容易想她有沒有資源，男導演好像這種聲音少一點”。

“女導上桌，女導萬歲”聽起來自然很女性主義很有愛很好哭，但說邵導沒資源，或者說男導演不會被評論有沒有資源，似乎有點過於糊弄外行了。娛樂場就是個名利場關係場，連普通人都經常聽到京圈滬圈這圈那圈，這些圈什麼時候是按性別劃分的了？就《好東西》來說，大規模超前點映一個星期，難道靠的不是資方發行方實力，而是女性主義？

筆者倒並不認爲邵導是成名之後就開始飄了，這些言論一方面固然是立人設吸引死忠基本盤的好方式，另一方面從行業角度想，片方確實不會想讓觀衆更多關注《好東西》背後的資本和圈子構成。

《好東西》背後的資方可謂是純粹而簡單。我們依據公開的資方組成情況，便可驚詫地發現，這部電影的金主爸爸們幾乎由上海土著們構成。七位出品方，前四位均和上海有着莫大的關係。

上海電影集團，這位本地的地頭蛇自不用說。久事集團，這位掌控着申花足球的上海文娛界老大，向來不關心影壇紛紜，這次也頗爲蹊蹺地露了個臉。至於淘票票，一個由縱橫江浙滬的富商巨賈留下的宣發巨頭，依舊不遑多讓地佔據了前排。而我們一直威風八面的老大哥——中影集團，不得不縮在了他們的後面。這在近年來的中國電影市場中頗爲罕見。

簡單而言，這是一個由地方文娛集團通力協作而推出的作品。這在最近的幾部熱映的影視劇中並不罕見。《繁花》、《飛馳人生2》以及看似和上海關聯不大的《我的阿勒泰》，大差不差，也是這樣的情況。具體到《好東西》，邵導特別感謝的徐崢在其中起到關鍵作用。

邵藝輝的導演處女作《愛情神話》與其說是邵藝輝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不如說是徐崢的電影。雖然這句話在邵導支持者們看來會有抹殺女導演成績之嫌，但熟悉電影的朋友對這類”導演是某某，但實際上製片/出品人/某個主創在其中佔主導位置“的情況想必不會陌生，這也跟導演性別無關。

在《愛情神話》中，徐崢老師那些留在上海本地的同事、同學悉數登場，連自家不肯輕易示衆的白手套“真樂道影業“也毫不避諱地粉墨登場。從12年泰囧開始，徐崢一直是票房頭部梯隊競爭者，然而在2020年春節期間，《囧媽》選擇上線抖音，吃飯砸鍋一舉得罪整個院線行業。從此徐崢轉入低調，採取曲線方式突圍，《愛情神話》就是一次相對成功的試水。

只要不參與頭部票房競爭，徐崢的優勢就特別突出了起來。身爲頂尖男演員，在影視圈深耕多年，在京滬兩圈擁有極強的人脈和資源。本身形象和過往電影作品牢牢佔據了中年中產男性的形象，在這方面沒第二人可比。然後是，背靠上海文化圈。後兩者加起來基本就等於小成本城市小資羣體爆款電影，再加上強大的人脈資源，很容易找到以小搏大的批量生產公式。

《愛情神話》非常典型。人物劇情幾乎完全是爲上海城市文化服務，咖啡、洋房與紅酒，畫展、電影和愛情。徐崢則毫不避諱地說出對邵藝輝的喜愛，稱“邵藝輝對文字的語言有非常高的要求，她悟性很高，雖然不是一個上海人，但是她寫的劇本可能很多上海的作家或者編劇都不見得能夠寫出來。”

這種對城市文化的刻意討好自然也引發了不少批評。這裡引用澎湃思想市場的一篇相對中性的評論文章——

《愛情神話》之後，徐崢自己又拍了《逆行人生》，雖然這部電影口碑票房都不太行，沒有回本，但徐崢自己還是賺到了。在電影資本遊戲上，徐崢可謂已經達到化境。

然後就到了《好東西》。這部電影在小資中產+上海城市文化之上更進一步，疊加女性主義（《愛情神話》中也有女性主義牌，但當時還不那麼突出）。那些猛誇這部電影女性主義成分的評論，很少有指出這部電影中小資中產+上海城市文化仍然是佔據底色的位置。

邵導已經說了”不再輔佐男導演纔有了《好東西》“，鐵粉們也高喊着”女導上桌“，那這部表面看起來已經跟徐崢沒關係的電影，爲什麼還要特別感謝徐崢呢？最基本的原因是，《愛情神話》和《好東西》兩片共同製片人陳礪志，以及背後一直與徐崢關係匪淺的麥特影業。

還不止這些，前面說到，《愛情神話》徐崢用的是留在本地的老同事、舊同學，而《好東西》則完全展示了徐崢大佬級的人脈。章宇，曾慕梅，鍾楚曦，王菊，孔連順……電影裡的主要演員背後都對應着徐崢在京滬兩圈那些知交大佬或者地方影視文化資本。《好東西》這一碗水可謂端的四平八穩，將各方都照顧妥帖。

有個很有意思的事情，之前一位女編劇在微博上暗示自己的劇本被《好東西》惡意洗稿，出來反擊的是爲什麼是滕叢叢？從行業關係上看很瞭然，陳礪志投資了滕叢叢的《送我上青雲》，《我的阿勒泰》主演馬伊俐又是徐崢的好友。談什麼什麼主義固然是自由，但在談之前如果否認影視娛樂圈的基礎是利益和關係鏈，那就不免讓人發笑了。

今年國內票房市場的慘淡有目共睹，一方面是前兩年製作週期影響導致的客觀問題。另一方面前兩年如《滿江紅》、《熱辣滾燙》之類的電影對行業的惡劣影響正在顯現。在前幾年由多部重工業電影接力打開中國電影產業升級大門之後，追求短平快，以小搏大的資本仍未死心，不斷在嘗試新的套路。

然而在娛樂愈發多元化，短視頻短劇鋪天蓋地，一部《黑神話》能賣出三千萬套的當下，電影行業越是在短平快上賺錢，整個電影行業就離完蛋越近。靠某些固定羣體和地域性在理想上固然能批量生產票房幾億規模的電影獲利，但這樣的局面絕對撐不起中國電影市場。想想徐崢當年《囧媽》的操作實在過於吃飯砸鍋，如果最後是由他成功摸索出這條路徑，那真是讓人有些哭笑不得。

當然，這部電影除了徐崢之外，背後還站着那些上海文化資本以及本地宣傳，這就不都是徐崢個人的能量了。

究其原因，我們不得不靠到這幾年上海相關文化商品的思路和受衆轉變上了。就像前述引用的澎湃思想市場那篇文章所說，《愛情神話》是”上海城市形象的分水嶺“。在以前，上海是“全國人民的上海”，但是這些年來，關於上海的影視文化作品中，卻越來越多出現一種”中產/小資的上海”，“爺叔寶總的上海”，紳士的上海”，甚至少數羣體的上海。以至於大張旗鼓宣揚女性主義的作品也要以上海城市文化爲底色，彷彿產生了一種“上海女性主義”。

進一步總結，可以稱爲“新中國的上海”到“個人自由和玫瑰色幻想的上海”的轉變。《愛情神話》如同本地企業小紅書上的打卡指南，宣告着中國城市文化的蓋棺定論。新興市民們需要一些與20世紀前後那些進城悲歌、中產哀痛不同的作品，也需要和民國期間“民族苦難”“底層敘事”割席的“當代電影”。在前兩年之後，這種需求在某種程度上更爲強烈起來。而外來文藝從業者對“玫瑰色上海”的歌訟不啻爲一種投名狀，正是新興市民們及背後的文化消費市場所亟需的。

常看影評圈不難發現，這些年總有些聲音經常動不動極其誇讚“上海電影”。考慮到他們對一些人民電影的態度，我們必然會發現，他們誇的並不是電影，而是“上海”而已。只是有關上海，有關“消費天堂”。有關一個城市的幻夢中的自由，並確認爲“城市電影”罷了。

問題是，“城市電影”在中國電影成立麼？想必並不是。我國各城市之間沒有絕對的產業分工，也沒有絕對而獨特的都市文化，被學界和文青直接命名的那些“城市電影”，更像是方言電影+景觀電影。我們這些年以上海爲主題的作品，無非觀察不夠，方言來湊，主題不明，地標救急。如果再不夠，那麼城市文化就成了救世主。

《愛情神話》中多金多情的中年土著，如果沒有了上海“鬆弛”的土壤，以及被刻意忽視的生存的“代價”，那麼也很難成立。電影中幾近不受疫情影響，得以大談特談愛情、自由和文藝的不戴口罩的男女主人公們，與其說是寫實，不如說是給有盤根錯節的關係的本地主角們納貢。問題是，這部作品卻偏偏以“滬語”的面貌呈現，觀衆不得不認爲，女性主義就此和上海劃上了等號。

《好東西》中自由灑脫的單親媽媽。正是確認並暗示了這麼一種基本邏輯。在上海，任何人經過足夠多的積累，可以有能力過上自由而不用挑選的生活。實際上，它無關性別，無關愛情、婚姻與性關係，更無關一個主義、一類羣體。它只是確認了這座城市並誇獎了它的表面上機會公平。並以高度提純的城市景觀，片面聚合的生活場景，再次確認了這場和大多數人無關的“上海夢”。

當然，這場夢也會和“人民”沒有關係。舊的“上海夢”在回答“上海爲了誰”這一問題，新的“上海夢”卻是在回答“上海是誰”這一問題。如果說十幾年前，郭敬明的拜金電影如此張狂地急於安放一種“小時代”的宿命論，招致了從朝到野的一片唾罵。那時輿論的聲音還是在證明對郭敬明的批判是“救了上海”。那麼近五年，輿論和文化風向的轉變無疑是導向了“自己就是上海”。佔據着名利生產的郭導之流自然不可信，需要一個“普通”而“正確”的藝術家進行創作。他們必須要需要一個“資淺人士”進行城市宣傳了。

然而，玫瑰色幻想之下的文化產物再怎麼用進步主義包裝，也會不小心露出馬腳。“快車太臭。”這從劇情本身看是無心之過，但實際卻是導演的創作序列，影片的核心意識所推導出來的必然結果。也是上海電影發展到今天，所謂的新城市形象的內在思路——身份區分。

看看片中角色們的職業，片中人從事的職業，自媒體編輯、寫手、歌手、樂手、眼科醫生，只有上海能給他們自由安定的環境，他們則用小資文藝的生活回報上海，定義上海，參與上海城市文化定義和宣傳的轉變。

所謂城市電影的代表人物伍迪艾倫至少有對自身和紐約的嘲弄，郭敬明還會描寫真實而殘酷的遊戲規則，而本片撥開家暴、酗酒、單親、喪偶這一類拼盤故事以及種種”金句的表象，只是避重就輕，盡力在別人的配合下，完成一場根本不知道重點的演出。擁躉們則將觀影和爭論當成了戰鬥，任何行爲最後就必須上升到“主義”的高度，電影也成了9.1分的“豆瓣特供片”。可以說，這是這幾年目前爲止，電影批量生產公式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徐錚看起來已經是下一個“產品經理”了

觀看這個電影，無論你是被那些有意爲之的東西弄得激烈的上頭還是激烈的下頭，請都別忘了，這類片子還真輪不着談兩性問題。擺在所有普通人，所有非一線城市受益者以外的羣體，始終在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當這個國家最發達的地區發展水平已經真正跟國際先進水平接軌了之後，受益者們是會耐心的等待和兼容其他同胞，還是想成爲玫瑰色幻想中的世界公民？這不是哪一個地方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要一同思考和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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