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得其反！前美國防部部長顧問痛批拜登政府 大幅增強俄軍 推遠盟友

前美國國防部長顧問麥葛瑞格（Douglas McGregor）認爲，華盛頓似乎會促使俄羅斯軍事力量增強，這與華盛頓在開始與莫斯科進行對抗時打的削弱算盤恰恰相反。（示意圖Shutter Stock）

前美國國防部長顧問麥葛瑞格（Douglas McGregor）認爲，美國國家戰略應該要包含避免衝突、批評了美國先前並未有效分析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媒體報喜不報憂，使得烏克蘭最終成爲收害者，至今仍然未認清現實的拜登政府，可能將使歐洲轉向俄羅斯、中國；在軍事方面還大幅增強了俄軍未來的能力。

29日，美國退休上校、前美國國防部長顧問麥葛瑞格，爲保守派雜誌《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寫了一份報告，他談到：過去在越南、巴爾幹半島、阿富汗和伊拉克，那些讓美國選擇投入的戰爭的國家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爲他們相信戰鬥將是短暫和決定性的。美國總統、總統顧問和高級軍事領導人從未停下來思考，國家戰略也應要包含如何避免衝突，除非美國國家受到攻擊並被迫戰鬥。

麥葛瑞格認爲，這種心態的最新受害者是烏克蘭。由於（美國）缺乏對俄羅斯國力和戰略利益關鍵、徹底的分析，美國軍事領導人和他們的政治老闆通過十分狹隘的視角來看待俄羅斯，放大了美國和烏克蘭的實力，卻忽視了俄羅斯的戰略優勢：地理縱深、幾乎無限的天然資源、高度的社會凝聚力以及迅速擴大軍事力量的軍事工業能力。

烏克蘭現在是一個戰區，正在遭受受到美國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對德國和日本、20世紀60年代對越南以及幾十年來對伊拉克施加的同樣待遇。電網、交通網絡、通信基礎設施、燃料生產和彈藥儲存地正在被系統地摧毀。數百萬烏克蘭人繼續逃離戰區以尋求安全，給歐洲社會和經濟帶來了不祥的後果。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一再拒絕告訴美國人民真相，與西方媒體流行的「烏克蘭勝利」的說法相反，它們掩蓋了任何與之相反的信息，而烏克蘭沒有贏，也不會贏得這場戰爭。

由於無休止地對烏克蘭南部（赫爾鬆戰線）的俄羅斯防禦系統進行一系列無意義的攻擊，數個月來烏克蘭人傷亡慘重，危險地削弱了烏克蘭部隊。

可以預見的是，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在這場戰爭對其社會和經濟的影響中首當其衝，對華盛頓施行的烏克蘭代理戰爭越來越不滿意。

歐洲民衆正在公開質疑新聞界關於俄羅斯國家和美國在歐洲的目標的說法的真實性。數以百萬計的難民從烏克蘭涌入，再加上貿易爭端、和美國武器銷售中牟取暴利以及高能源價格等因素，有可能使歐洲公衆輿論反對華盛頓的戰爭和北約。

俄羅斯也經歷了一場變革。在普丁上任以來最初幾年，俄羅斯武裝部隊的組織、訓練和裝備完全是爲了保衛國家領土。但在烏克蘭開展的特別軍事行動（SMO）表明，這種方法對21世紀的俄羅斯國家安全來說是不夠的。

特別軍事行動的開始階段是一個有限的軍事行動，目的單純，目標有限。關鍵的一點是，莫斯科從來沒有打算做更多的事情，只是爲了說服基輔和華盛頓，莫斯科將爲了阻止烏克蘭加入北約以及進一步虐待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人而戰鬥。

事實證明，SMO的拘限性作戰，爲莫斯科帶來了與期望相反的結果，傳達了軟弱而不是力量的印象。在（俄羅斯）得出關於華盛頓準備談判和妥協的基礎假設無效的結論後，普丁指示參謀總部，制定新的作戰計劃，提出新的目標：

第一，粉碎烏克蘭的敵人；第二，消除華盛頓和歐洲各國首都對俄羅斯將按照自己的條件建立勝利的任何懷疑；第三，創造一個與俄羅斯國家安全需要相稱的新的領土現狀。

新計劃提交併獲得批准後，普丁總統同意進一步升級武力行動，以最小的力量保衛俄羅斯的領土成果，直到爲決定性的行動集結所需的資源、能力和人力。普丁還任命了一位新的戰區指揮官蘇洛維金（Sergey Surovikin）將軍，他是一位瞭解任務並具備成功心態的高階軍官。

即將到來的衝突進攻階段將使人們看到正在出現的新俄羅斯部隊及其未來的能力。在撰寫本報告時，54萬名俄軍集結在烏克蘭南部、俄羅斯西部和白俄羅斯。這個數字還在繼續增長，但已經包括1000套多管火箭系統、數千枚戰術彈道飛彈、巡弋飛彈和無人機，加上5000輛裝甲戰車，包括至少1500輛坦克，數百架有人駕駛的固定翼攻擊機、直升機和轟炸機，這支新的部隊與9個月前2月24日剛開戰時的俄軍不大一樣。

現在可以預測，從烏克蘭戰爭的熔爐中演化而來的新俄軍，是設計用來執行戰略上決定性行動的。褪變出來的俄羅斯部隊可能會像已故加列耶夫上將的作品《如果戰爭明天來臨？未來武裝衝突的輪廓》（If War Comes Tomorrow? The Contours of Future Armed Conflict）內容相近。新的軍事組織將會由更大的現有部隊所組成，可以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進行決定性的行動，而只需最少的增援和準備。

換句話說，到衝突結束時，華盛頓似乎會促使俄羅斯國家增強其軍事力量，這與華盛頓在開始與莫斯科進行軍事對抗時打算進行的致命削弱恰恰相反。

從拜登在華沙的演講開始，拜登政府就拒絕從戰略的角度看待外交政策。就像一個堅持保衛每一寸土地，直到最後一個人的愚蠢將軍一樣，拜登總統只是確立了美國反對俄羅斯的承諾，而不顧美國人民的代價，無論是在安全還是繁榮方面。

拜登在華沙的演講情緒高漲，陷入了在華盛頓、倫敦、巴黎和柏林流行的道德化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中。但對莫斯科來說，這次演講無異於一個「迦太基和平計劃」（迦太基式的和平，所謂的迦太基式的和平就是指強者強加在弱者身上的短暫的、不平等的和平）。拜登「不留活口」（take no prisoners）的外交政策意味着烏克蘭戰爭下一階段的結果不僅會摧毀烏克蘭國家。它還將摧毀戰後自由主義秩序的最後殘餘，並在整個歐洲，特別是在柏林，產生權力和影響力的巨大轉變，從華盛頓轉向莫斯科，並在有限的程度上轉向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