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皇帝大赦天下，不怕激起那些受害者家屬的民憤嗎？

何止是民憤？歷史上，大赦曾經引發過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這件事就是東漢末年漢桓帝時期的第一次“黨錮之禍”。

延熹九年（166年），河南郡有個叫張成的術士對兒子說：“老爹我掐指一算，過不了多久皇帝就要大赦，你不是有仇人嗎？正好可以趕在大赦之前殺了他。”

殺人不償命，這麼好的機會哪能錯過？於是這小子真的行兇了。事後，兇手被判處死刑，但還沒來得及行刑，果然就傳來了大赦天下的消息。

按規定，官府應該立刻釋放張犯，但時任河南尹李膺不幹了：世上哪有這麼巧的事？一定是張成勾結宦官，提前獲得了消息。你們會玩，我老李就不會嗎？對不起，俺沒看到大赦令，斬！

李膺的猜測是有一定道理的，張成經常出入宮中，與宦官們混得就差穿一條褲子。而作爲“清流派”的代表人物，李膺最恨那些沒把子的“濁流”，七年前他就因爲沒向宦官行賄，結果遭到誣陷服了一年多的苦役。

李膺沒摟住火，公然對抗神聖的大赦令咔嚓了張犯。沒想到消息傳出來，天下轟動。

早在幾年前，擅長炒作的太學生們就搞出了“清流排行榜”，將那些清廉代表分列爲八俊、八顧、八及、八廚、八元、八凱，掀起了一股輿論狂潮，李膺就是清流派的領袖。

此刻，李膺的舉動無疑是一種示範，於是各地官員紛紛效仿，都把皇帝的聖旨當成了馬糞紙，處死了大批與宦官有勾連的死囚犯。

比如南陽太守成瑨，殺掉富商張泛一家200餘口；太原太守劉躓殺了宦官趙津，等等。

一場大赦演變成了士族集團和宦官集團的“清濁大戰”，李膺公然違背大赦令的行爲，颳起了席捲全國的風暴。

宦官集團終於出手了，在他們的挑唆下，漢桓帝下旨逮捕了二百多名“清流”和太學生，大批士人被迫逃亡，成瑨、劉躓等人死於獄中，李膺等人被永遠禁錮。

很顯然，“大赦”就是這起事件的導火索，正是它對法律秩序的破壞，引發了社會矛盾的激化。

因此，歷史上有很多人對“大赦”一直持反對意見。比如王安石，爲了阻止宋神宗的大赦令，他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

婺州有個叫盧助教的地主，有一天去一個佃戶家裡收租。雙方溝通不暢，發生了爭吵，佃戶父子四人一怒之下竟然將盧助教扔進石碾，將他活活碾成了肉泥，殘忍至極。

事發後，官府判處佃戶父子死刑。豈料還沒等到行刑日，大赦令就到了，父子四人都被釋放了。

皇帝的大赦原本希望罪犯能感恩，從此改過自新，可這父子四人怙頑不悛，他們跑到盧家，公然挑釁盧家人說：你們怎麼不去收租了呢？

面對兇徒的惡行，盧家人毫無辦法，連官府也束手無策。王安石告訴宋神宗，大赦就是對司法的踐踏，它根本起不到所謂的安撫人心，教化天下的作用，必須廢除。

那麼，古代爲何要搞大赦呢？又會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搞大赦？

所謂大赦，就是針對全國範圍內，所有服刑期間的罪犯的減刑或者免刑。通常在新皇登基、皇帝（太后、皇后）生日、重大節日、重大慶典、祥瑞現世、祈福、避禍等狀況下使用。

可見，“大赦”的適用範圍很廣，並沒有嚴格的規定，全憑皇帝一時高興，有時候寵幸的女人生個孩子，或者生病，都要搞個大赦。

有人統計過，古代大赦的頻率大約一年半左右，如此高頻率對司法的破壞，其意義到底何在呢？

古代講究“德治”，“法治”是補充手段，社會的政通人和、君主的寬仁慈愛是衡量治理水平的重要標誌，而“大赦”就是最直接的顯在表現方式。

歷史上最有名的“大赦事件”當屬李世民釋放400名死囚回家過年的故事。

貞觀年間，李世民將400名囚徒釋放回家過年，並與他們約定年後主動回來。對此，大多數人都不相信，豈料，春節過後，所有的死囚一個不落全都回來了。李世民很受感動，於是下旨將他們全都赦免了。

這個事件明顯存在“運作”的成分，從法治的角度講，李世民此舉既不值得讚揚，也沒有可行性。它其實就是李世民的作秀，意在宣揚個人的仁德，以及天恩對社會的感化力量。

古代的“法治”彈性很大，冤案其實很多，有時候皇帝都不得不親自參與“錄囚”，大赦從某種程度也減輕了冤獄所帶來的不公平。

武則天在位期間，曾經針對流放人羣有一次大赦。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這次大赦有很明確的政治意義，因爲被流放人羣的主體是豪門集團。

武則天一生與豪門集團爲敵，以“五姓七望”爲代表的豪門勢力遭到了她的毀滅性打擊，除了被處死的外，流放於遍地的人數超過數十萬。

某一天，有個叫“李秦授”的人對武則天說：“民間流傳‘代武者劉’，我知道這個‘劉’是誰了，它是諧音‘流’，指那些被流放的人。”

當年武則天尚未之前曾經有“唐三代後，武氏代有天下”的讖言，結果真的應驗了，因此“代武者劉”就是個隱患。

經李秦授的提醒，武則天越發覺得那些被自己流放的豪門家族極其危險，於是便任命李秦授爲使者，專門負責“安撫”流者。

所謂“安撫”，其實就是暗中屠殺。李秦授爲個人前途，對那些被流放的豪族子弟大肆捕殺，結果引起輿論一片譁然，豪門集團暗流涌動。

武則天見勢不妙，立刻將責任推卸給了李秦授，併發布大赦令，宣佈所有被流放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家屬都可以回到原籍，從而將一次重大危機消弭於無形。

歷史上最有價值的一次大赦發生在漢武帝末年，健康不佳的漢武帝爲了給自己延壽，下旨大赦所有的死囚。其中有一個小囚犯後來居然當了皇帝，並且創造了西漢帝國的二度振興。他就是漢武帝的曾孫、戾太子劉據的孫子、漢宣帝劉詢。

這類的赦免並不罕見，尤其是末世王朝時，各地流民義軍遍地，官軍往往在平叛無力的情況下，下達大赦令，以達到安撫特定對象的目的。

這跟“招安”不同，招安一般是針對那些實力太過強大，又不願意解除武裝的軍閥，適用面較小。而赦免則是針對數量龐大的流民或者盜賊，只要官府給出路，他們很容易放下武器，迴歸到正常的生活。

這種赦免是一把雙刃劍，有時候往往導致叛軍死灰復燃，比如明末的李自成、張獻忠就屬於這種情況。

總之，我們不能將大赦簡單地歸爲“善”或者“惡”，即便在現代社會，它也會有所應用。在以“德治”爲主流的古代，大赦的流行不足爲奇。

考慮到大赦所帶來的漏洞，統治者其實也有所“補漏”，比如他們往往會在大赦時增加“不赦”條款，這就有了所謂的“十惡不赦”之說。

比如《開皇律》就規定：“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因此，大多數的大赦其實是基於“非重罪”人員的減刑，以及犯罪輕微人員的赦免，很少有一刀切的做法。

很顯然，大赦無法做到絕對公平，對那些受害人，或者社會的傷害一定會存在，只是一般會達到“激起民憤”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