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綜所稅制隱憂，豈能視而不見

工商社論

受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肆虐、輸入型通膨及原物料價格上升、各國採取量化寬鬆的財金政策，以及政府債務快速累積的影響，使得物價迭創新高，通貨膨脹現象在臺灣已然浮現。不但影響民生經濟、生活成本，也衝擊未來個人所得稅的繳納。

依據我國所得稅法第5條及第5條之1的規定，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3％以上時，綜合所得稅（簡稱「綜所稅」）課稅級距、免稅額、各項扣除額（包括標準、身心障礙、薪資）等，應按上漲程度調整之，以期消除通貨膨脹造成納稅人因名目所得上升而稅負增加現象。

其實，對納稅人更在乎且直接又實惠的，就是將整體經濟搞好，實質所得能夠大幅提高；而後多繳一點稅，其實也是值得。然若實質所得不增加，只是因爲消費者物價上升，法制化調整課稅級距及各項扣除額，人民稅負雖略微減輕，卻不會太有感。相對而言，更令人關心者，則是積極改善稅制，尤其是稅基過於狹小問題，財政部絕對不能等閒視之。

依據《綜合所得稅申報覈定統計專冊》資料可知，99年度所得淨額（即綜合所得總額減去全部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之餘額）佔綜合所得總額的比率爲43.50％；107年度則爲34.18％，9年內降低9.32百分點；至於108年度的初步覈定統計，反而上升至44.57％。對應的有效稅率（即納稅總額佔綜合所得總額的比率），由99年度的5.67％下降至107年度3.92％；108年卻突然上升爲5.09％。此種結構性、戲劇性的改變，財政部應做更系統性的說明。

就各項所得佔綜合所得總額的比率（簡稱「佔比」）言，99年度薪資所得佔比爲74.99％，股利所得佔比爲12.59％；至107年度，薪資所得佔比提高至76.55％，相對的，股利所得佔比則降至11.62％；然至108年度，薪資所得佔比反而降至70.42％，股利所得佔比卻提高至15.12％。由於股利所得自107年度起，已允許採取綜合併入與分開計稅之擇一方式，表現在108年度資料中，理應使薪資所得佔比高達80％以上，使得綜所稅制更傾向薪資所得稅制，結果卻非如此。

推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所得稅申報書及財政資訊中心統計中，自108年度起，改變薪資所得的界定，亦即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當作薪資收入的費用處理，與所產生的必要費用擇一適用，故而使得薪資所得較原先定義下大幅縮小，同時也人爲上的縮小綜合所得總額的規模。財政資訊中心雖然聲明，在時間數列前後段不能直接比較，然而諸多問題已然產生，例如：如此作法是否合理？是否合乎國際規範？是否嚴重扭曲統計資料？進而破壞一致性與可比較性？實有待相關單位做具體說明與論述。

進而檢視扣除額的問題，就總扣除額（包括免稅額、一般扣除額、特別扣除額）佔綜合所得總額的比率言，99年度爲62.97％，107年度提高至77.73％，大幅增加14.76個百分點。其中主要是薪資特別扣除金額的提高，其佔綜合所得總額的比率，99年度爲14.20％，107年度提高至23.11％，增加8.91百分點。然自108年度起的統計，薪資特別扣除額直接當薪資費用扣除，不在扣除額統計之列，企圖改善所得額及扣除額的結構，真可謂用心良苦？然而108年度各項扣除額佔綜合所得總額的比率，仍有70.35％，在新的計算方式下，並無明顯改善。附帶指出的，調高薪資特別扣除額，表面上是照顧低薪所得者，實際上則因高所得者適用邊際稅率高而獲利大，反而不利於累進稅制的垂直公平性。

隨着社會、經濟環境的變化，在一波波壓力之下，會屢屢產生新的政策需求，要求提供更多項目的列舉扣除額及特別扣除額，以及更高的扣除金額。在政治壓力及競租環境下，雖然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卻極可能使得整體綜所稅制崩解。基此，爲避免整個所得稅稅基有如共用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被耗竭，就應遏止各項扣除額的浮濫存在，否則將嚴重影響綜所稅的財政功能與量能課稅精神。

處此情況，若欲將各項扣除額整合成單一的扣除額，在現實情況及各方利益團體壓力下，政治可行性不高。然爲控制各項扣除額對稅基的侵蝕，以及提供租稅政策隨環境有推陳出新的空間，就必須控制總扣除額佔所得總額的合理比率，避免過度膨脹到難以收拾地步。因此，財政部可考慮訂定一個總扣除金額的上限，超過的部分就不能再扣除；如此，高所得者必須多繳一些稅，對於低所得者並無影響，將可降低對稅基的侵蝕程度，也有助於稅負的公平性。至於各項扣除額已訂有的排富規定者，在總量管制下，已無存在的必要性，故可考慮取消，以期降低稅制的複雜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