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香港製造》（下）：美國羅斯福新政如何「經營」香港？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視爲屬於自由世界、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能同時維護民衆自由的發展模式，屬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第一次新政」（first New Deal）的一部份。左圖爲1933年羅斯福簽署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法案，右圖爲經過數十年蓬勃發展的1990年代英治香港。 圖／維基共享

文／鄺健銘（臺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美國國際影響力的前世今生

冷戰時代是本書跨商故事的重要背景。除了跨商之外，故事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美國透過非國家組織渠道進行的對外援助。冷戰形勢固然是美國以此作爲國際外交政策骨幹的重要成因，但這種國際關係戰略思維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成形。在此略爲介紹美國曆史學家埃布拉德（David Ekbladh）的著作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提供更多脈絡，以便理解美國對港影響，乃至「香港模式」之構成。

▌本文是鄺健銘爲《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撰寫之導讀，原題〈香港歷史研究補遺——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前世今生〉，前篇接續：〈導讀《香港製造》（上）：帶領香港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跨商」們〉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本土便已開始思考如何以新型「現代化」發展論述，守衛「自由世界」的邊界，抗衡極權力量的國際擴張。當時的國際思潮，開始視崇尚操控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爲最佳政治與社會組織模式。美國的自由論者繼而認爲，在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與反自由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之間，需要開闢第三條路，以挽回輿論對自由世界管治能力的信心。

著名猶太裔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事實上曾言，此後再無規劃發展與自由放任之別，只會有規劃好壞之分。在此脈絡下，位處美國南方的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模式被視爲第三條路的示範案例。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視爲屬於自由世界、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能同時維護民衆自由的發展模式。此一模式始於一九三三年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爆發之時，屬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第一次新政」（first New Deal）的一部份，其目標是希望透過政府機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督促與施行各種新政，以解決美國南方的社會貧窮問題。

新政內容包括：興建水壩以治洪水與發電、推動農業發展、改善公共醫療、推廣教育等。這種模式有三點特別值得一提：第一，模式相當重視教育，原因是教育被視爲形塑公民健康品格的媒介，且亦能夠提升勞工的知識乃至生產力。當中兩項政策，分別是每年向近七千名河谷民衆派發逾二十萬本書籍，以及贊助所有運動、戲劇等社區活動；第二，爲與德國、日本、蘇聯重視極權的國家規劃模式作區別，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強調公私營合作，以實現規劃願景。在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商界、公民社會組織皆參與其中；第三，在美國之內，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發展模式，自然會激起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分權爭議。

1980年代英治香港的維多利亞港。 圖／維基共享

一般輿論認爲，至少在英治時期，「香港模式」的特點，在其積極不干預政策之施行。這不一定是香港故事之全部。在本書的香港跨商故事之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身影。圖爲1965年，英治香港街景。 圖／維基共享

於此，利連索爾（David E. Lilienthal）是關鍵人物。他得到美國總統任命，領導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爲化解爭議，利連索爾積極推動地方分權，確保大學、地方政府、草根都能影響規劃之決策，確保規劃內容着眼於本土需要。

美國經濟學家士丹利（Eugene Staley）後來爲美國樹立了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框架，爲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鋪路。他認爲，區分國際間「權力經濟體」（power economy）與「福利經濟體」（welfare economy）有其必要。按其觀點，前者着力擴張軍事力量，後者銳意提升民衆整體生活質素。要提升民衆生活質素，容許原料、資本、人口、知識之自由流動是先決條件。

在一九五四年，士丹利出版著作The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進一步描繪他眼中的非共產主義發展模式路線圖。這個路線圖可分三步：一，提高民衆收入；二，促成民主自治；三，在社區中確立民主價值觀。此三步的目的，是減低共產主義極權模式的影響力。

在此外交思維框架之下，早於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組織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已在中國積極推廣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二戰期間，在一九四五年，美國戰時新聞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於多種語言在國際間刊發了逾十四萬本宣揚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著作，作爲宣傳。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當時美國戰時新聞局官員之一。二戰之後，在冷戰之時，美國杜魯門政府提出第四點計劃（Point Four Program），作爲抗衡共產主義的外交政策。這項計劃主張與世界分享美國技術成果，以支援發展中地區，促進其發展。

總統杜魯門宣揚此一援助外交新政時，特別提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其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號召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以實行第四點計劃，這和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其中一個特點。參與的組織，包括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等，部份組織也進而成爲香港跨商故事的一部份。這些組織提供的援助，包括就業培訓與提供教育。

參與美國援助外交新政的組織，包括國際救援委員會、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等，部份組織也進而成爲香港跨商故事的一部份。這些組織提供的援助，包括就業培訓與提供教育。圖爲1997年初，一名正在進行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擴建工程的工人，在屋頂上眺望維多利亞港。 圖／路透社

▌《香港製造》的研究特色

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源起與輸出世界之歷史，可爲本書內容作三點延伸討論：

第一，本書不以美國爲中心書寫，正正可以補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執行細節。本書所述的香港發展經驗，不無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特點。例如，美國傳教士得到美國資源後，便積極推動社區建設。他們建立天台學校、兒童組織、圖書館、社區中心乃至私人徙置區（香港島的衛斯理村與新界荃灣的亞斯理村便是例子）。

再者，在香港跨商故事之中，非政府組織扮演重要角色。在救濟香港難民過程中，上述受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號召的組織（例如國際救援委員會、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也有參與其中。於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過程中，來自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資源，是極爲重要的影響因素。這都印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特點。

不過，以美國爲中心的角度，無法解說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輸出外地之後，如何與本土連接，發揮影響力。這正是本書研究價值之所在，在此可舉兩點說明：

（一）香港跨商之中介，影響了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成效。以中大崇基學院成立過程爲例，其建築、圖書館館藏資源，主要來自美國組織，而其校園用地所得，則需港英政府官員配合。於過程之中，本書人物之一、崇基領袖歐偉國是關鍵人物。一方面，美國組織原本無意成爲崇基的主要支持者，原因是從這些組織角度看，香港很快便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侵。歐偉國憑其手腕協助逆轉局面。另一方面，歐偉國亦憑社會資本，得到港英政府官員支持，爲崇基尋得校址。

（二）美國之影響，並不僅限於意識形態層面。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源起乃至輸出國際，與國際間的意識形態對壘有關。但在香港，其影響卻超越了這種意識形態對壘。本書的一大主題，是深受美國影響的香港跨商，利用香港資源，推動了中國面向世界的改革，促成了中美兩國破冰合作之局面，其中一例是胡應湘。他年輕時曾旅美留學，美國的教育乃至建設規模，令他留下良好與深刻的印象，他爲長子取Thomas Jefferson之英文名字，足以印證這一點。

胡應湘後來成爲香港建築大亨，他在中國爭取高速公路發展項目，這亦成爲八〇年代中國改革之中的一個重要項目。不過，項目屢遇阻力，胡應湘的對應之一，是送六位廣東官員到加州，讓他們感受美國高速公路之發展，分享胡應湘在三十年前於美國所感受的震撼。胡應湘特意買了一部車，親自駕駛，帶官員遊覽。當時廣州副市長在車內寫日記，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上，難有這種體驗。這是共產中國面向世界、融入美國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過程中的其中一刻。

第二，本書強調以港口城市（port city）書寫全球史之必要。近年在全球史領域之中，港口城市之影響與戰略意義愈趨受重視。英國曆史學家達爾文（John Darwin）的近着《解鎖世界》（Unlocking The World: Port 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Steam 〔1830-1930〕）便是探討這一點。按達爾文的理解，全球化之義，是人、貸物、金錢、技術、觀念、信仰，乃至生物（動植物與微生物）之長距離交流，而這種長距離交流正是透過港口城市進行，全球連結由此而生。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強調以港口城市（port city）書寫全球史之必要。圖爲英國王室擁有的不列顛尼亞號遊艇（Brittania）從香港維多利亞港出發。 圖／路透社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原書的副題，包含「全球化新史」（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用語。作者在序章這樣說：「不以香港爲中心，香港獨特的歷史經驗，乃至從香港往外輻射、與國際互相交集的全球史便難被還原。梳理香港民衆在歷史中的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痕跡，不但有助我們理解持續殖民主義之下的經濟演化與經驗，且亦能幫助我們探究中美之間巨大商業與教育網絡的起源。」

本書末章更比較歷史中的港口城市熱內亞（Genoa）與香港。兩者的共通點，在其改變地區形勢的能動性。作者如此總結：「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與熱內亞經驗有可比之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及至美國與中蘇角力之時，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1948-1951）、佔領日本（1949-1952）、佈雷頓森林協定擴張勢力，推動全球貿易與金融發展。對香港而言，這些發展爲未來增添了不穩定因素。」

「香港當時從屬於英帝國而非華盛頓，無法自動受惠於美國援助或得到美國保護。再者，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之時，美國與聯合國實施對華貿易禁運，英屬香港的傳統轉口港經濟受到影響，恰如在十四世紀時熱內亞貿易受挫一樣。香港亦如熱內亞一般，擁有其他資產與優勢。在其傳統貿易崩潰之前，英屬香港的優勢有二：第一，精英移民的知識、資本、網絡；第二，數以萬計一般移民所提供的低廉勞動力。這種優勢的結果，是香港工業急速發展，以及向美國市場靠攏。這是熱內亞投向西班牙的亞洲版本。」

第三，本書重新檢視「香港模式」。一般輿論認爲，至少在英治時期，「香港模式」的特點，在其積極不干預政策之施行。這不一定是香港故事之全部。在本書的香港跨商故事之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身影，而這種模式的源起，正是在放任自由發展模式與以極權爲手段的規劃經濟模式之間，另闢第三條路。這種第三條路的實現方式之一，是善用非政府組織之協力。於香港脈絡之中，跨商的能動性，是此一第三條路能夠接連本土的重要助力。至於爲何在香港歷史記憶之中，這段歷程被淡忘，則是有趣課題。

對於這一點，作者在書中曾作分析：「跨商策略的物質主義與務實主義，能夠有助解釋爲何上述歷史不受公衆與學者重視。書中觀點應會令大部份香港人感到意外。這段跨太平洋歷史少爲人知，我認爲原因有四：第一，受殖民管治影響，知識之生產被訴諸於先入爲主之見，能夠被用以佐證觀點的檔案與記憶卻被埋藏。再者，香港學校少有教授本土歷史，且大部份中國研究學者基於『大中原心態』（傅葆石語），甚少注意香港。第二，這些策略來自一小撮精英，其規模透過教育擴張。亦因此，跨商策略漸成『常識』（common sense），香港人進而視留學於美國爲理所當然之目標，這點在『新浪潮』電影顯而易見。」

「第三，跨太平洋網絡與策略經常引致移民，本書所論人物之後代多已不在香港居住，這段歷史之記憶因而被四處分散。第四，經濟急速轉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七年香港交接都觸發香港文化與身份之大變，跨商策略變得更爲複雜多變。簡單舉例說，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社會資本之累積備受重視，但此後，尋得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護照也成爲一時風潮。我會指出，這段歷史已植根於今天公衆記憶之中，今天香港居民視一己爲國際公民，其來有自。針對跨商策略之分析，是爲解構『常識』，還原早期已被遺忘的策略視野之原貌。」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其實也是以香港爲中心、重新書寫太平洋史之著作，是反映本土與國際關係屬一體兩面之經典。往後在香港研究乃至國際關係研究之中，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畢竟，從跨域視野書寫地方故事，有其必要與價值。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其實也是以香港爲中心、重新書寫太平洋史之著作。圖爲1998年，香港國泰航空班機從啓德機場起飛之後，飛過民宅上空。 圖／美聯社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

作者： 韓墨鬆（Peter E. Hamilton）

譯者： 鄺健銘

出版社：季風帶文化

出版日期：2024/02/07

內容簡介：《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以香港爲中心，重寫跨太平洋史。本書主要述說兩點：第一，二戰後香港的社會發展，受美國莫大影響。在二戰之後，香港社會已然透過「美國化」方式，於英殖時代展開「非正式解殖」進程；第二，對於二戰後的全球政經體系之發展，香港角色亦至爲關鍵。美國前沿商業知識之傳播與應用、跨國生產供應鏈之重置，乃至中美關係之建立與穩固，皆得到來自香港之推力。香港此一角色卻多被論者忽略。香港角色關鍵，源於兩大因素，這兩大因素分別爲香港的「跨商策略」，以及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政經需要。《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是結合本土政經發展與國際關係、難得一見的研究力作，是以跨域視野回望地方故事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