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供與妨礙司法…她深信甘迺迪總統遇刺「誤信」社羣遭朋友家人排擠
1963年11月22日,美中時間中午12時30分,甘迺迪訪問達拉斯,揮手向夾道歡迎的民衆致意,突然數聲槍響畫破德州炙熱的空氣,總統遭狙擊手開槍擊中。(取材自國家檔案館)
「社會元素」推波助瀾
無庸置疑,人類最顯著的一項特徵就是天生偏好社交。無論是作爲人類這個物種,或是人類當中的個體,這種偏好都深深刻在我們的本質當中。我們在世界上走跳的同時,都是大大小小、無數社交圈的成員,這些社交圈包括家庭、朋友羣、學校、當地社區、宗教團體、運動隊伍、俱樂部、公司、政黨與國家等。
當然,還包含今日社會不可或缺的各種線上團體或網路社羣。終其一生,我們的身分、行爲與信念都受到周遭人們所影響。所以,如果我們之間有些人改變信念,落入錯誤信念的漏斗,社會元素在其中扮演要角,也就不令人意外。
我將社會元素列在錯誤信念漏斗的第四個項目,是爲了有條不紊的探索一些概念。但事實上,社會元素會和其他元素產生交互作用,在人們落入錯誤信念漏斗的整個過程中發揮影響力。宏觀來看,我們可以認爲社會元素會在下列三個過程中推波助瀾。
第一個過程是吸引人們開始邁入錯誤信念的漏斗;第二個過程是讓人持續接觸錯誤信念;第三個過程,則是加速人們沉淪,鞏固他們對錯誤信念的支持,並且讓他們在錯誤信念次文化中更加投入,我們將在下一章中討論這個過程。
第一股社會吸引力
社會元素的第一個作用就是發揮吸引力,將人們引導到錯誤信念的漏斗當中。驅動人們踏上第一步的原因,是對於社會歸屬感的強烈需求,以及缺乏歸屬感時心理健康所遭受的打擊。
(本文出自《誤信: 爲什麼理性的人會相信不理性的事》
如果你有過上述感覺,那麼你已經很熟悉這種人性普遍對歸屬感的需求,以及對社會排擠的恐懼。如同社會科學研究揭櫫,這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我們很快會討論到相關的論文結果,但首先請各位思考看看,「歸屬」和「排擠」這兩種相對的力量,究竟如何讓人開始邁入錯誤信念的漏斗。
她懷疑甘迺迪遇刺不尋常
想像有一名年輕女性叫作克蘿依(Chloe),她對世界目前的狀態感到很有壓力又焦慮,同時她的生活中也遭遇到一些困難。她一直對政府感到懷疑(她的理由充分,我們等一下再說),而且還發現,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推動的各種限制令,都讓人困惑且挫折。
某天,她看到朋友的朋友在臉書上分享的一段影片,暗示政府對甘迺迪總統遇刺事件有所隱瞞。她很好奇,因爲自從在學校讀到甘迺迪總統的事蹟後,她覺得這輩子甘迺迪總統給她的啓發,遠遠大於其他所有的美國總統。她被甘迺迪的年少有成與理想主義所吸引,覺得他英年早逝而未能爲國家帶來更激進的改革,非常令人遺憾。
克蘿依又看了更多相關影片,開始對學生時期至今聽到的種種說法產生疑心。刺殺事件發生時,她甚至還沒有出生,但她父母倒是經常提起這件兒時難忘的大事。
和許多美國人一樣,她的父母也清清楚楚記得,他們在何時、何地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現在克蘿依開始懷疑,父母與學校老師是否只是重複新聞裡呈現的「官方版」故事,這個版本掩蓋了事實的真相。
她提「陰謀論」被家人朋友嘲笑
說不定是中情局或政府保守人士,不喜歡甘迺迪總統的激進理念,才策劃出這起陰謀?她甚至在家人與朋友面前,提過好幾次這樣的陰謀論。人們不安的笑了出來,有些朋友甚至開始小小揶揄她:「接下來要說什麼,錫箔帽嗎?」朋友和家人嘲笑她的程度可能很輕微,但她卻感覺非常強烈,比實際上更嚴重許多。
沒有人對她惡言相向,也沒有人刻意不接她的電話,但她卻隱約感受到,自己不再屬於這個羣體。同時,她在網路上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鼓勵她追尋真相,這羣人不會敷衍打發她所關心的事,也不會在背後嘲笑她。
在這個例子當中,我們顯然可以看到,克蘿依會將自己的社交能量引導到其他地方。她可能會逐漸疏遠親友,花更多時間和支持她的人在一起。因爲她所感到不安的事,這些人會給予認同,親友卻是嘲笑奚落。
儘管她的信念纔剛剛形成,但她會被吸引到這羣信念相同的羣體中,也是合情合理。他們在這裡提供的社會支持,讓她找到了歸屬感。克蘿依發現,自己站在拔河比賽的中心點,左右兩邊都在用力拉扯她。
信念相同的羣體讓她有歸屬感
一邊是她原來的家人與朋友,另外一邊是她剛認識不久的錯誤信念社羣。在她落入錯誤信念的漏斗前,家人與朋友這邊的拉力非常強大,而另外一邊的力量甚至根本不存在。但是,當她開始踏上落入錯誤信念漏斗的旅程後,她倍感壓力、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也開始接觸到新奇有趣的假消息,她和錯誤信念社羣之間的繩索出現了。
這時候,由於家人與朋友開始嘲笑她、忽視她,她覺得遭到排擠,於是這一邊的拉力就慢慢減弱。她覺得遭到親友拒絕的說法,其實有點言過其實,但這種感受的確力量非常強大。她發現自己正逐漸靠向沒那麼痛苦的另外一邊。
克蘿依這羣新朋友讓她覺得自己很聰明、有獨立思考能力且反抗威權。她開始和他們談論各種話題,像是串供與妨礙司法、神秘死亡事件、僞造證據與子彈軌跡等。她從沒想過自己會得知這麼多和歷史與彈道學相關的事。她覺得自己學到很多別人沒有的知識,而她是少數知道真相的人。這對她而言,有一種奇怪的吸引力。克蘿依和這羣人的連結逐漸加強。
逐漸向「錯誤信念」靠攏
她向這些社會關係靠攏,彌補她在家人和朋友那邊失去的社會支持。當她的錯誤信念愈來愈根深柢固,家人與朋友也就離她愈來愈遠。這時,克蘿依感受到的排擠就不再是言過其實。
她親友真的對她迷戀甘迺迪總統遇刺的故事,感到既挫折又憤怒,也覺得她在網路上分享的圖文很冒犯。他們不想繼續浪費時間,聽她說那些陰謀論。
在網路時代,我們可以輕易想像到,這種過程將如何展開,以及克蘿依會多快發現自己身處在全新的社交天地裡。當她的貼文愈來愈得不到家人與朋友的支持,同時則獲得愈來愈多錯誤信念社羣的「贊同」與正面回饋,她慢慢的改變了。她把注意力移轉到這羣新朋友身上,也投入更多時間在可以獲得社羣認同的活動上。
儘管社羣媒體會加速人們落入錯誤信念漏斗的過程,但是這樣的過程並非網際網路的產物。在面對面建立社會關係的社會當中,人們也會轉移陣營,而且過程大致上相同,只是過程沒那麼激烈、也比較緩慢。
在另一個時代裡,克蘿依還是會慢慢認識新朋友,也會比較慢接觸到新的想法,但是她比較不可能離開以前和親朋常去的酒吧與教堂,改上不同的教堂或是去陌生的酒吧。
(本文出自《誤信:爲什麼理性的人會相信不理性的事》 作者:丹.艾瑞利 譯者:吳鄭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