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魯豫：54歲可以是我這個樣子
“公衆其實也很希望聽到我對於處在這個年齡段的關於女性、關於跟時間賽跑或者面對時間帶來的焦慮感的一些表達。我也會有這種深層次的考慮，但在日常生活當中，它不是考慮的一部分。”
作者/ 鍾毅
封面/ 優酷人文《圓桌派》
很長一段時間裡，“陳魯豫”這個名字對於很多觀衆來說是帶着畫面的。那個畫面裡，會有一張沙發，她坐在沙發的一頭，嘉賓坐在沙發的另一頭。她提問，嘉賓回答，她是那個讓人們“說出你的故事”的人。
如果要用數據去概括陳魯豫的職業生涯，會是這樣的：她主持了近4000期節目，採訪了1萬多個嘉賓。
“聊天”似乎就是她的職業。專業的錄影棚、攝影機、燈光，來來去去的嘉賓，匆忙的工作人員——這些都是她再熟悉不過的工作場景。拍攝開始之後，她和嘉賓的對話開始。她覺得自己的專業是把嘉賓往前推，讓他們更多地表達，而自己應當往後退，做一個隱形人。
直到最近兩年，陳魯豫不再那樣“隱形”，她開始變得更加“具體”。
她在社交網絡上做一檔名爲《陳魯豫的電影沙發》的節目，幾十年裡對影視和流行文化的關注，讓她對不同的影視節目如數家珍；她做了自己的觀影會，做絕不敷衍的映後談，形成了獨屬於自己的風格；她喜歡脫口秀，做過幾次脫口秀之後，人們發現她原來甚至可以有“喜感”；她做了一檔播客《巖中花述》，和不同的女性對話，很多人聽見了她和之前訪談節目裡不一樣的聲音；她也分享自己的閱讀，兩年前在“刀鋒圖書獎”頒獎禮上的一次分享，刷新了人們對於“主持人陳魯豫”的認識。
（圖/優酷人文《圓桌派》）
“在日常生活裡，你是會主動開啓對話的那種人嗎？”
“作爲主持人，是必須要這樣的。但是在日常生活裡，我絕對不會。”陳魯豫回答得很堅決。
在最近的《圓桌派》裡，陳魯豫成了嘉賓，竇文濤等幾位老友似乎是可以讓她打開話匣子的人。節目第一期播出之後，因爲一句話，她又上了熱搜：“我54歲了，有什麼不敢說的？”
人們驚覺陳魯豫已經54歲了。而他們印象中的陳魯豫，還是那個坐在沙發上做訪談節目的陳魯豫；甚至坐在《圓桌派》裡的嘉賓陳魯豫，也還是和當年沒有太大差別。
她還在陪着我們聊天。
“我覺得疲憊是一定會有的，
人不是機器”
《新週刊》：你做了很久的主持人，和別人聊天。不間斷地做這份工作，對你來說最大的驅動力是什麼？
陳魯豫：最大的驅動力可能還是你本能的、對他人的好奇心。
但是一件事情你做長了之後，要往前做一定不是靠你與生俱來的所謂的驅動力。這東西是非常不可靠的，而且是非常不專業的。
它的起始應該是某種熱愛和興趣，但是一旦你做到一定的軌道上，必須要有長時間的、專業的、可持續發展的輸出，那就一定要從個人化變得更加職業化，要符合工業流程。
（圖/優酷人文《圓桌派》）
《新週刊》：工業化、流程化的節目流程，是否會讓你感到疲憊？有的話，你怎麼去應對這種疲憊？
陳魯豫：我覺得疲憊是一定會有的，人不是機器。機器用久了以後都會發熱，人也是這樣。
應對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的工作不能那麼滿。因爲所有的準備是需要時間的，如果你準備的時間不夠充分的話，總有一些時刻，你會因爲準備不夠充分而有一些失措，這樣的次數多了以後可能會引起惡性循環。
除此之外，你還要有一個強大的學習能力，這種能力是越學越有、越用越有的。
《新週刊》：有人說現在聊天是一件越來越難的事兒。它包括但不限於在時間維度上，我們很難理解他人；在空間維度上，我們的交流越來越多地轉移到線上，到了線下，反而很多時刻會羞於言語上的溝通。關於“人們越來越難聊天”這件事兒，你是怎麼理解的？
陳魯豫：這就取決於我們要怎麼定義“聊天”，以及把什麼樣的“聊天”定義爲“難聊的天”。剛纔你講的那幾個情境裡面，它有好幾種場景。生活中的場景，或者我們做節目的所謂“專業聊天”的場景。有的聊天就沒法聊，劍拔弩張。但問題是，有時候劍拔弩張如果是個節目呈現的話，別人會覺得“哇！特別過癮！”。
《新週刊》：從一個職業媒體人的角度來看，你覺得什麼樣的訪談、什麼樣的聊天節目算是成功的？
陳魯豫: 我覺得讓觀衆或受衆對你採訪的嘉賓產生興趣，讓嘉賓能夠在一個比較良性的場域裡面完成ta的表達，公衆也能夠獲取他們想要的那些價值，就算是成功。
“善於表達跟傾聽
的確不是由性別來決定的”
《新週刊》：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人說主持人出現了“斷檔”，因爲二十多年來，每逢重要的節目播出的時候，大部分還是我們熟悉的那一批主持人。你怎麼看待這樣時不時出現的討論？
陳魯豫：主持人在以前的功能非常明確——出來報幕——告訴觀衆下一個節目誰上場、誰來表演。後來電視綜藝節目把這個報幕的邊界變得模糊了，主持人需要更加自然，更加隨意，更加生活化。
陳魯豫和竇文濤。（圖/微博）
綜藝節目中，主持人的確不是觀衆的收視焦點，但是很多綜藝節目或者晚會節目的主持人依然是無可替代的，他們有他們的優勢跟能力。我依然覺得我的這些同行的工作難度，是我們作爲觀衆無法想象的。
當然，那種真人秀場景的主持人，他們的綜藝感也不是一個做直播晚會的主持人能夠呈現的。這種綜藝感，你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未來這些工作場景會更多地細分，我們需要有這樣的晚會、節目型的主持人，也需要有具備極強綜藝感的主持人。
《還是要相信》
陳魯豫 著
新經典文化，2021-3
《新週刊》：說到主持人，有一種說法是女性更善於做“傾聽者”，你認同這樣的判斷嗎？同時我們發現很多聊天節目的主持人，比如美國的早間生活新聞主持人（像歐普拉）。以及你的節目，都是女性作爲主導。這是否可以理解爲女性更擅長做這件事兒呢？
陳魯豫：當年美國的早間節目的觀衆就是在家裡不上班的家庭主婦，她們可能就在熨衣服或掃地的時候看這個節目，所以當時早間（節目）的很多贊助商就是賣洗衣粉、肥皂之類的。
我能得出的結論就是：早年的我的女性電視前輩們，她們能夠找到的、最開始的工作機會就來自非黃金時間。
最後人們居然得出結論說，那可能是因爲女性更加會傾聽。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由此及彼的過程，而是因爲女性在這個時間段的節目裡能夠找到相對多的機會，所以慢慢地把這個場域變成了有更多女性主持人或者女性電視工作者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善於表達跟傾聽的確不是由性別來決定的，還是取決於本身的能力、性格，以及個人能夠獲得怎樣的舞臺。當這個舞臺需要我表達的時候，我可以表達；但當這個舞臺需要我更多地傾聽的時候，我也能夠傾聽。
（圖/優酷人文《圓桌派》）
《新週刊》：這些年你做節目和之前做節目有什麼不同嗎？
陳魯豫：這些年和五年前是有特別大的不同。以前人們會願意聽到被訪者的人生故事、具體的故事；而這幾年，人們會更希望聽到被訪者對於人生的某種看法，更願意聽到類似於金句的表達。
而這種類似於金句的表達，放到五年前、十年前，人們會認爲它不好聽，空洞且沒有故事。所以現在的節目編導，他的要求會跟以前不同。比如說以前在前期準備和後期的編輯過程當中，他會說這段不要，講得很空、不好聽；但如今，他會本能地說這段特別好，嘉賓對人生有表達、有感悟，便於金句的輸出。不同的時代，人們的需求突然變得不一樣了，這是最大的一個改變。
“對，54歲可以是我這個樣子”
《新週刊》：你自己有被聊天治癒的時刻嗎？
陳魯豫：（笑）可能聊天也沒有這麼大的作用？
有的聊天過程，你會覺得挺舒服、挺愉悅的。比如我跟文濤在《圓桌派》，幾個老朋友一起聊，聊完以後會覺得特別開心、意猶未盡。但是你期待通過聊天解決問題，我會覺得目的性太強了，因爲說話這件事本身很難解決問題，但是聊天的過程可能會讓你獲得一些感動和力量。
《新週刊》：《圓桌派》的現場是怎樣的？很多人能夠感受到你們老友之間的默契。錄製的時候，攝影機的侵入感強嗎？人在攝影機對着拍攝的時候聊天，會有一些不太一樣吧？
陳魯豫：在現場的時候，他們做得非常好的一點就是攝影機被安排在四周的黑暗當中。我們幾個人圍着一個小桌子，頭頂有一個大燈，所以我們在溫暖的燈光照耀之下。你能感受到攝影機，但你又看不到它，它隱在黑暗當中。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圓桌派》的空間裡面，至少會有三個人是彼此非常熟悉的同事和朋友，他們過往的職場經驗和他們之間的私人交情，完全可以戰勝我剛纔所說的攝影機的侵略性。
陳魯豫和竇文濤、許戈輝的合影。（圖/微博）
《新週刊》：前幾天你因爲在節目裡聊到自己54歲了這件事兒上了熱搜。你會覺得自己隨着年齡的增長有很多變化嗎？比如，你的表達欲會降低嗎？
陳魯豫：我常常意識不到自己是多少歲，比如說你要像我，如果我想到“54歲”這個具體數字，我會覺得54歲或者50歲是一個很大的年紀，但其實我從來沒有把自己跟這個關於年紀的刻板印象連在一起。所以當別人談到關於年老的話題，甚至是中年的話題，我都認爲它跟我沒有關係。
但是呢，我又明白，當我處於這個年齡段的時候，公衆其實也很希望聽到我對於處在這個年齡段的關於女性、關於跟時間賽跑或者面對時間帶來的焦慮感的一些表達。我也會有這種深層次的考慮，但在日常生活當中，它不是考慮的一部分。所以它是特別微妙、特別有趣的一個東西。很多時候，我會覺得我還是個小孩呢。
我那次（在播客裡）跟何雨珈聊天，她的表達，就特別好地說明了我的感受。有人跟她說，“雨珈你30多歲這樣，感覺好年輕”，何雨珈就說：“30多歲可以是我這個樣子。”
我也是這種感受。你說我54歲，看起來好年輕，我就會說：“對，54歲可以是我這個樣子。”它可以跟你想象當中的關於50歲的刻板印象是不一樣的。
身爲中年人或者說我們這個年紀的女性，該有的那種困惑和壓力，其實我也有，我只是平常很少感受到。然後同時我的內心又會有一個小孩，我現在覺得我應該更多地關注我小孩兒那一面吧。
運營：小野；排版：陳倚
原標題：《陳魯豫：54歲可以是我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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