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騰思潮》處變不驚,還是夢遊滑向戰爭?(張登及)

臺灣軍事專家認爲,軍機、軍艦等傳統載臺武器方能對抗中共的高強度灰色地帶行爲。圖爲美國雷根號航空母艦。(摘自美國海軍官網)

在2022年8月共軍圍臺軍演後,全球列強與東亞各國已更加認真地評估臺海爆發戰爭可能的時間點與場景、規模。或許因爲選前不希望「擾民」造成執政失能的印象,也可能是爲了隱蔽或保留實力,臺北雖提升了防禦的措施與頻率,但社會面的準備尚止於口誅筆伐,市場與民生幾乎波瀾不驚。

臺灣社會對含有諸多兇險訊息的軍演,和幾乎同時推出、綁定「新時代」中華民族復興的北京政府第三版「對臺白皮書」,反應似乎是「處變不驚」。不少電視臺、名嘴與評論更像是「說書」式地觀戰,斷言「世界各國」將反制中、俄。他們的底氣則不像來自準備好的「莊敬自強」,而是深信「時間未必是站在你那一邊」,何況「世界一定是站在我這一邊」。在這種集體認知裡,21世紀人類命運主旋律不是鄧小平的「和平與發展」,而是新冷戰的「民主與威權」。其答案不再是「東西問題與南北問題」,而是「時間問題與世界問題」。

時間問題的答案,可證諸上海封城與大陸經濟停滯;世界問題的答案,則可見證於美國議員持續來訪、友臺法案力度更大,俄軍在烏克蘭被美歐新武器打得節節敗退。年底前俄國戰敗,美日北約更可專注「印太」;全球民主戰勝過氣威權之役,勢不可當;歷史真正終結,已見曙光。

然而或許是旁觀者清,或許是料敵從嚴。西方智庫「公開的」臺海兵推結果,臺美日(或加上其他有意願的民主夥伴)聯軍最多是從敗戰轉爲「慘勝」。轉向「戰略清晰」的主張也還不願公開擁抱中共第三版白皮書痛批的「臺灣地位未定論」。情感上友臺的「長期博奕論」與「百年馬拉松論」,都嘗試避免核武國直接衝突,而倡議「以其人之道」的不對稱戰略,贏得美國對華競爭。這當中最關鍵而曖昧之處就像是拜登總統承諾給臺灣「軍事支持」,但「打多大、打多久、打多遠」,仍取決於盟國眼中臺北配合「莊敬自強」的程度,以及中國在戰爭陷阱中被消耗的速度,答案仍是不可示人的「大國利器」。

誠然,備戰而不求戰,確是保衛和平之道。也如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近日一篇評論所坦言,臺方不能「依賴美國爹地解決自己的問題」。但高度流動中的美中不對稱與急轉直下的兩岸不對稱,已使兩岸更加接近軍事衝突的懸崖。臺北不能總是指望美國「護欄」(guardrail)一個不少地包括所有民主夥伴,負責任的主政者也應該自己準備護欄。如果不能對岌岌可危的「護欄」善加管理,時間就算站在「慘勝」一邊,這樣的歷史對社會絕大多數人不僅沒有現實意義,也極不公平。

著名學者奈伊(Joseph Nye)在拜登上臺之初,就警告美中可能重演1914年大國對抗下的戰爭夢遊症。意思是沒有大國願意且預期彼此全面交戰;決策者都對自己的算計洋洋自得;區域衝突最多犧牲小國,似乎都可以在區域內解決。而當前更危險的相似處,在於中國激昂的民族主義情緒,與燎原的美國民粹沙文主義(populist chauvinism)。筆者也曾在本專欄強調,美中新冷戰比美蘇對峙危險,來自四個對抗性特徵:實力不對稱流動引起的不安、雙方社經因素交雜引起的民間敵視、秩序解體導致制度失靈與價值空洞化、後真相世代對戰爭風險的嚴重低估。

而約在裴洛西衆議長(Nancy Pelosi)訪臺時,奈伊再度在《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撰文「美國的中國挑戰」,認爲類似的危機可能重演1914年的世界大戰。甚至知名的橋水基金(Bridgewater)創辦人達立歐(Ray Dailo)也認爲美國實力最強,但不排除內亂風險,地位下降的霸權未必反對「霸權護持」戰爭。與此同時,著名理論家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甫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在烏克蘭玩火」(Playing with Fire in Ukraine)一文,坦言華府自信能贏得烏克蘭之役乃言之過早。與此相反,因爲美方明言要將莫斯科「逐出大國之列」(knocks Russia out of the ranks of major powers),西方在烏援軍只差沒有披掛上陣,俄國也將目標從烏東獨立擴大至兼併烏南。美、俄都已經輸不起,又找不到共同可接受的妥協方案。出於爭取國內勝選、軍機相撞意外、誤炸在烏美軍、還是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封鎖,重演二戰爆發甚至動用核武,也非不可能。

米爾斯海默的美俄衝突極限思考固然有些悲觀,但奈伊相信如果美國能克服自身的極化問題、民粹的本土主義(populist nativism)、避免妖魔化中國、堅持社會開放,在必要的跨國議題維持與北京的合作,則中美競爭日後纔可能成爲「可以避免的戰爭」(avoidable war)。而盲目鼓吹美國可以同時打對華與對俄兩場大戰,更是自私的戰爭夢遊論。筆者也真誠希望兩岸鼓勵任何形式的開放和對話,即便一時沒有成果,也要盡後推遲戰爭選項。戰爭一旦上路,就有自己的邏輯,且不可回頭。即便是阿富汗戰爭,最強大的行爲者,都無法預知其結果。唯一可知的,是決策者或可退隱,平民百姓卻要付出最大代價。

(作者爲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